聖靈：群體性或是個體經驗？ - 宋訡瑄 - 新使者雜誌 The New Messenger 171期哥林多前書

聖靈在聖經中的功能：群體、牧養、實踐與處境的理解。新約保羅書信多處談論聖靈的能力、聖靈與基督信仰群體的關係、及保羅在生命中經歷的聖靈工作。而在舊約中提到主的靈、耶和華的靈，（註1）也指向當靈顯現與降臨時，上帝的公平正義在地上彰顯，為使萬物重新回到上帝整全美善的旨意中。

但值得注意的是，保羅並非要寫一套系統化的聖靈神學來授課，也不是在真空的情境中想像聖靈，做純理智的辯論。保羅在正典書信中，實際上是在做牧養工作，他對於當時希臘羅馬思想、猶太教及不同種族、不同階層與基督信仰彼此衝擊而產生的不同問題上，做出思考與回應的「工作神學」。（註2）大部份的保羅書信是寫給基督徒群體的，依照各地區的信仰群體狀況，處理當時的問題（註3），具有應景（occasional）的特性（註4），意即「用神學」解釋、回應特殊的狀況，也因此要避免斷章取義的將書信內容當作教義使用。（註5）

聖靈與福音奮興運動

到了福音奮興運動時期，開始重視聖靈外顯跡象與個人經歷聖靈之後的重生、更新。因為要直接對個人宣講耶穌基督救贖的信息，要求個人必須要經過強烈、有意識的罪咎感和能被辨識的內在歸信經驗（註6），使得原先在新舊約中聖靈的功用改變，成為私有、個體、道德化的個人專屬經驗。

福音奮興運動激起許多未曾受過專業訓練、出身貧窮、未受教會封立聖職的平民巡迴佈道家，開始在蓬勃崛起的工業城鎮巡迴佈道。（註7）生產重要工業原料或因貿易而新興的城鎮，因就業機會多，吸引人口大量移入。但是這些城鎮因為發展太快，以至於國家尚未有法令可管轄，同時也還未被列入教會牧養的教區制度中，所以這些地方就介於法紀與秩序的灰色地帶，常有工時長、工作環境惡劣、私酒、暴力鬥毆、不法交易的情形出現。巡迴佈道家進入這些城鎮，以平實直接的語言、澎湃豐富的情緒和語調宣講福音，他們最常講述的主題是聖經中人的罪性與墮落（新興城鎮看似繁榮，卻帶給人民壓迫與不安，人民對新時代的來臨有未知的恐懼，且物質生活貧乏與分配不均），直指人的生命未能得到富足與完美都是因為「罪」，而解決罪的方法就是認罪，歸信耶穌基督。

平民佈道家捨棄深奧難懂的神學語言，所講的主題貼近群眾生活情境，而獲得共鳴。在巡迴佈道時，常出現有人因為深感自己罪大惡極而痛哭流涕，有人因為感受自己被耶穌基督赦免，而不禁放聲大笑、歌唱或渾身顫抖，有人無法自制地大聲禱告、吼叫。對群眾來說，這些佈道家與他們無異，一樣出身貧窮，但卻是帶著基督信息走入他們生活之中的弟兄。

福音奮興運動的特性與拓展

福音奮興運動是平民運動，反映時代的特質：1.試圖打破階級與國家教會結構，高舉聖經和強調經歷聖靈，才能驗證人是否真實經歷恩典而重生。2.多數人反對加爾文教義的預定與揀選論，同意亞米念主義的無條件揀選，上帝的恩典向眾人敞開。（註8）3.向許多未受過正統教育與牧養訓練的平民打開大門，平信徒可以講道、擔任巡迴傳道者、參與公共事務，來討論和傳講自己的所信；也因為他們沒有當時被強調的「正統性」、「正規體面」的社會地位與權利，他們便從另一個層次（福音派重視擁有靈性權柄、靈性經驗及上帝託付給他們的使命與責任）來建立權威。這波平民運動沿著帝國殖民與貿易拓展，在維多利亞時代中、晚期也打開女性參與海外宣教，並接受教育及醫學訓練的機會。

英國學者大衛．貝賓頓（ David Bebbington）研究1730到1980年代福音運動，提出概括200多年福音運動的貝賓頓四邊形（Bebbington quadrilateral）內涵：

重生歸信（Conversionism）：人因為罪性與上帝隔絕，唯有透過恩典、因信稱義而得到救贖。因為歸信得救充滿感謝，而在道德行為上改正其行。

積極傳福音（Activism）：個人歸信後，產生強烈傳福音的責任感。

忠於聖經（Biblicism）：聖經是絕對真確與一切屬靈之事的憑據。

十架中心（Crucicentrism）：強調基督在十字架的贖罪與犧牲，使人可以因信稱義得救，走向成聖的道路。（註9）

這股積極向外傳福音的熱忱，使得許多自發性宣教單位成立，例如：1701年海外福音推廣會、1710年蘇格蘭基督教知識傳播會、1792年浸信宣道會、1795年倫敦宣道會、1796年格拉斯哥宣道會與愛丁堡宣道會、1799年英國海外宣道會、1815年巴色差會、1818年衛理公會宣道會、1824柏林宣道會等等，大家開始向全球不同地方推動「教化活在黑暗無望的異教徒」的宣教活動。

有趣的是，維多利亞時期宣教運動的最終目的是希望異教徒改宗，但是海外宣教師常常因進展緩慢而「被質詢」，他們必須不斷在海外宣教委員會（Foreign Mission Committee）、宣教雜誌、教會報告中強調：宣教不應該以受洗人數來斷定傳揚福音成敗，就算眼前受洗人數看來極少、事工推展緩慢、經費拮据、人手短缺、宣教地人民對靈魂得救漠不關心，但是依然要相信上帝的主權與祝福仍在緩慢做工。（註10）

在這個階段，宣教師基於個人聖靈經驗所激起的歸信與行動，表現出他們對聖經、聖靈的信心，並確信上帝的主權超越人類時間和空間的侷限；他們也在帝國殖民與貿易的大傘之下，前進異地要去教化、改革對方的宗教與生活環境；他們退守公共領域（註11），避談政治、民生相關議題，強調：「凱撒歸凱撒，上帝歸上帝」，同時卻又選擇性的解讀或挑選某些議題參與，在這些議題上積極以個人道德化的宗教信念，重塑個人、社會與世界。

結論

貝賓頓四邊形的貢獻不只點出福音運動的內涵，也構築福音運動本身發展的背景與思想多元的樣貌，並具有回應時代的適時性。對比歷史源流中強調自由（例如有自由可以選擇新教、自由詮釋宗教），卻隨著時間的發展失去自由多元，甚至失去從僵化的教義爭辯與從禮儀得到解放的信仰精神。福音派雖然以聖靈、聖經為最高權威，但卻不免要依靠宗派創辦人、聲譽遠播的牧師或代表人物，最終流於個人專斷的詮釋；被推崇的聖靈位格，也從原本在新約書信、舊約經文中強調群體、牧養、實踐處境中被抽離，變成純屬個人私有經驗的超自然現象。

附註：

1. 以賽亞書61：1～3；11：2～4。

2. 戈登．費依，《認識保羅的聖靈觀》，曹明星譯（台北市：校園，2000)，19；Gordon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The Holy Spiri t in the Letters of Paul

（Massachusetts: Hendrickson, 1994）, 2–3.

3. 霍桑，《21世紀保羅書信辭典》，楊長慧譯 (台北市：校園，2009），800。

4. 威廉．克萊因、克雷格．布魯姆伯格、羅伯特．哈伯德，《基道釋經手冊》，尹妙珍、李金好、羅瑞美譯（香港：基道，2004），524；霍桑，《21世紀保羅書信辭典》，608。

5. 參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 The Holy Spirit in the Letters of Paul, 146–17；克萊因、布魯姆伯格、哈伯德，《基道釋經手冊》，524；格蘭．奧斯邦，《21世紀基督教釋經學：釋經學螺旋的原理與應用》，劉良淑、李永明譯（台北：校園，2012）。

6. Brian Stanley, ｀Christian Missions and the Enlightenment: A Reevaluation´, in Christian Missions and the Enlightenment（New York: Routledge；W.B. Eerdmans Pub.；Curzon Press, 2001）, 11–13.

7. 被譽為「近代宣教之父」浸信會宣教師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是著名例子，從鞋匠學徒出身，藉著苦讀，後來成為加爾各答培訓公務員威廉堡學院教授、聖經譯者。

8. D. W. Bebbington, Evangelicalism in Modern Britain : A History from the 1730s to the 1980s（London: Unwin Hyman, 1989）, 27. 福音派沒有一致、系統化的神學觀點，在許多神學觀點歧見中各立派系。見Bebbington, 27-34.

9. Bebbington, 3–16.

10. Magazine and Review, Church of Scotland, May, 1853, p.78.

11. Kenneth Ingham, Reformers in India, 1793-1833 : An Account of the Work of Christian Missionaries on Behalf of Social Refor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6）, 16–17. 有些宣教機構直接發出通知，請宣教師不要忘記自己「神聖的職分」，並要迴避涉入與政治相關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