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前言

薇依（Simone Weil，1909-1943），猶太裔，1909年生於法國巴黎一個文化教養很高且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其思想、著述與經歷可分為四個階段︰一、1926～1931年︰進入巴黎高師學習哲學，與存在主義哲學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20世紀女權運動先驅）同校，師事著名哲學家阿倫（Alain），受阿蘭啟迪，對古希臘、笛卡兒和康德哲學有深入研究，這段時期馬克思主義與工團主義對她影響很大，對社會問題、勞苦工農及受壓迫底層人民的苦難有深切的感受；二、1931~1934︰薇依先後在幾所中學擔任哲學教師，她積極參與各種政治活動，並在希特勒上台後發表長篇調查，深入分析德國情勢，1934年，完成論文《關於自由與壓迫之原因的思考》；三、1934~1940年︰1935年，她開始到雷諾等工廠像真正的工人般從事體力勞動，此經歷使薇依體會到自己就是受苦大眾之一。1937年，她在一次密契經驗（或稱神祕經驗）中感受到上帝的恩惠，從此，宗教經驗在薇依思想中佔據重要地位；四、1940~1943年，是薇依著作最多的幾年，但在世時只以文章形式發表，1943年因飢餓，重病死於倫敦郊區的修道院。她死後，大量未發表的手稿被收集整理成書，《薇依全集》已於1997年勘校出齊，中譯本《重負與神恩》、《期待上帝》堪稱她相當重要的著作。薇依的思想經常被歸類為基督宗教密契主義（Mysticism，或譯為神祕經驗），有人將薇依的《重負與神恩》與帕斯卡爾（Blaise Pascal，1623~1662）的《沉思錄》並論，稱其為「當代的帕斯卡爾」，其密契主義的信仰之路揭露了︰基督信仰是艱難而絕非輕鬆的重負。（資料來源︰《重負與神恩》，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多年以後，再度閱讀你，那些你零星記下的文字，和人們對你短暫一生的?述，如此平鋪尋常的記錄，沒有眼淚、沒有叮嚀，卻仍教我心中止不住沛然動容。已經好久不曾如此深刻地因一個人的生命歷程和一連串的選擇，屏息激動，謝謝你，讓我在費力難行的現實處境下，瞥見一道光源，在混沌迍邅之中，雖然只是飄忽不定的光影，但畢竟是個可期可盼、可追溯的光源。

　　

放棄中產階級背景  走入工人世界

我必須承認，我其實不明白你，或許正如你不明白我們，何以對許多荒謬顛倒之事，可以耽溺沉陷而無動於衷吧！你到底如何辦到？究竟是以怎樣一種力量和信仰，讓一個看起來纖弱的年輕女子如你，以近乎偏執的堅持，把眾人豔羨不已的中產階級背景棄如敝屣，把已經到手的教職輕輕放下，把大有可為的學術前途拋在腦後，然後，帶著天經地義的決然與冷靜，和驚人的毅力，走入工人的世界，深入社會底層的生活，以最接近他們的生活方式，和他們一同在暗無天日的工廠裏揮汗工作，從體力勞動中切身體恤他們的疾苦；你掏出自己微薄的工資和積蓄，為工人的孩子添購書本、籌辦聚會，以致忘了自己的需要，最後連「冬天生爐子的錢都沒有」；你婉拒接濟與特權，以致忍受貧病交加之苦，進而能感同身受邊緣弱勢者的困窘…。

 

你以如此徹底決絕的方式，來陪伴他們、擁抱他們。無人能瞭解你那份潛藏在靈魂深處，看似遠離人間煙火的不顧一切，卻又比誰都還要貼近凡塵俗世的心。難怪當你的作家朋友西蒙波娃告訴你︰「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工人的生存找到某種意義」時，你隨即很不客氣地回應：「你肯定從未挨過餓。」這麼帶有些輕蔑而沉摯的明淨語氣，大概只有你有資格用。

 

對你而言，做這些決定和選擇，彷彿一點不需要什麼高深狂妄的學理作底蘊，也不需要任何耀眼逼人的聖召使命，生命於你，從來不是過分自大、或過分自卑地亟欲爭取些什麼立功、立德，你就只是以最自然、一副「本該如此」的姿勢和方式，實踐你所相信的。不離悲苦之中，卻又有脫離悲苦之外的精神，如此而已。或許，正因為這世代的荒蕪和種種費解的舛錯，才格外顯得你入世而又不受羈絆的超越是如此可敬可貴。詩人艾略特（T. S. Eliot，1888～1965）甚至把你形容為「其才具近乎聖徒個性的女性」，而且還說，閱讀你，「贊同和拒斥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與一顆偉大靈魂的接觸。」

　　

對上帝絕對專注的純粹之愛

這個世代，偉大而尊貴的靈魂太稀少，但我們倒是經常把愛，各樣的愛，對人、對上帝、對家園、對土地，掛在嘴邊，彷彿這才是最安全穩妥的。你也觸及愛，雖然你終身未婚，但你知道和體驗的愛，比誰都要真實。你把素來關懷弱勢者的堅定意志，投入在對上帝、對絕對精神與神聖精神之中，那種專注，不亞於激情的愛。你始終相信，以追求真理為目的的理智，必須由愛指引。也正因為如此，你並不能全然認同馬克思主義把一切複雜關係，一概歸咎於階級鬥爭上。

 

誠然，你早已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已看見基督教是受苦人的宗教，但你始終認為，革命無法取代宗教。你並非因為不瞭解而說這樣的話，相反的，你曾花了不少時間和精神，以你智慧和冷靜的思緒，深入探索，並且為文論述與分析。你說，在反壓迫的鬥爭中，被壓迫者的反抗若沒有同時被粉碎，就只能導致壓迫身分的更換，以及壓迫形式的變化。你早已看透，權力誘惑的深不可測和自由的無比脆弱，常常在身份改變、權力到手以後，以可能更粗暴的手段對付別人。尤其當你自發性地揀選了困頓的生活，作為探尋意義的基礎時，你對革命的本質，自有一番比他人更清醒，和了然於心的洞見。你認為，革命是領袖、導師們的「宗教」，它只把人的苦難，作為理論來談論。

 

用現代的語境來詮釋，似乎有點類似「消費苦難」的意味。這讓我想起那些鎮日書空咄咄、高舉愛和各種招式的武林高手，但他們當中，有多少人真能明瞭，有些東西，是言說不來、談論不及的，甚至，連分擔都不能，例如病痛、失去，和死亡。或許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離我們太遙遠，但只要有群眾的地方，就有所謂的「導師」，他們喜歡以一副「上帝的話就是這麼解」的絕對權威，恣意揮舞著自以為是的「宗教」高調，把許多受苦的靈魂，當成一種理論，或者一種高高在上的倫理基礎來談論，彷彿那是他們彈指間可以輕易化約和辨識的，不僅樂此不疲，而且刀刀見骨。他們什麼時候才會發現，你與帕斯卡爾（Blaise Pascal，1623-1662）相去不遠的肺腑之言：「真理根本不存在於無愛的人身上。」我不曉得是怎樣的學養和胸懷，能令你把結實的理性，和天真的感性，融合得如此自然，我想起了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那位把「對人的苦難的深切關懷」，當成他人生最大驅動力的哲學家。你不也是如此嗎？

　　

 

說起你對上帝理智上的「注意力」，和情感上近乎純粹的愛，以及你如何體驗上帝透過「不幸」表彰他的愛，我忽然想起一位年輕牧師告訴我的親身經歷。有一回，大概是散會時與會友握手閒聊之際吧，一名妝扮優雅的貴婦若有所感地告訴這位年輕牧者，她對上帝的愛從未懷疑過，而且指證歷歷：「因為，我父親是醫生、丈夫是醫生，如今兒子也是醫生」，而且，「上帝還賜我白皙嬌嫩如嬰兒般的肌膚，連拉皮的錢也省下來了。」我不曉得你聽到這樣的言辭，會不會在天堂也笑彎了腰？我乍聽之時也大笑不止，笑姿還未收斂，隨即心中感覺一陣前所未有的悲涼，但這卻是今天許多人判斷「上帝是否愛我」的信仰準繩，也是我們信仰生活的核心腳本。我猜想，這對經常處於「手、腳、臉是黑的，腳上還有牛屎」生活狀態中的你而言，相距何止千里？我甚至忍不住懷疑，你所言所信的上帝，當真是我們心底相信、口中承認的上帝？

　　

從重負中認信上帝

若然，我們所自以為從上帝領受的愛與恩賜的諸般形式和內容，例如興盛、安穩、富貴，對你而言，卻不盡然是那麼一回事。在你看來，愛與不幸，是緊密相連的一體兩面，上帝本身既已成為了不幸，於是，「當人通過不幸愛上帝時，就是真正地愛上帝……」；又說：「愛是一種神聖的東西。若深入內心，就會將它撕裂；人心被創造出來就是供撕裂的…。」而且，此等神聖之愛「只撕裂自願被撕裂的心」，因此，你語重心長地說：「這種自願是困難的」。

 

我們如何明白？當我們沉醉於教會生活與工作成就的追逐與被追逐時，我們其實已經越來越習慣「易開罐」的一夕致富——豐盛的生命與豐盛的財富，神跡是另一個短線操作的管道，不管那是惑世盜名或怪力亂神，看得見、摸得到，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實在？一番驚雷滾滾以後，彷彿瞬間就頓悟開竅了，隨即可以見證和相信上帝的愛。然而，你竟如此斬釘截鐵地不以為然。你以為，不是從神跡來認信上帝，而是從重負，從上帝的愛——藏在屈辱、苦難、不幸、限制裏的「上帝的愛」，去認信上帝，將信仰的焦距，從靈魂的超驗層次，轉化成真實境況中的現實維度。

 

於是，你說：「像守財奴和賭徒那樣信仰上帝或者愛上帝都是非常危險的。一個企圖通過神恩來達到陞官發財的想法是褻瀆信仰，信仰意味著背負自己的十字架，穿過茫茫人世間和苦難來尋求上帝，這樣才可以得到真正的信仰。」

　　

 

當然，你的信仰與我們所認知的宗教，是涇渭分明的兩回事。我又不禁想起著名宗教學者凱倫‧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在演講中引用一位學者對法國與中東的觀察比較——「在法國，我看見伊斯蘭教但看不見穆斯林；但在伊朗和伊拉克，我看見穆斯林卻看不見伊斯蘭教。」如果把這句話的名詞改成基督教與基督徒，放在今天的台灣處境，在純粹經典與行動抗辯之間，有沒有「學像耶穌基督」的空間？

　　

基督精神不等同於基督宗教

你把「基督信仰」與「宗教信仰」硬是區分開來，換句話說，基督精神不等同於基督宗教。雖然在這方面你有許多迥異於一般「信徒」的堅持，你把自己置身於教會、教會團體，以及一切關乎所謂聖事、聖職之外，但誠如許多研讀並研究你的學者們一致對你所作的判斷：「在時間和思考上，證明了薇依是一位真正意義上的基督徒」。

　　

如何設下門檻和標準，來規範或定義一個人是不是基督徒，或許從來就不是你的關切，你在乎的，只是如何在承納神恩與重負之中，挑了一條世人眼中曲折難行的路來走，去實踐你所信仰的基督精神。

　　

多年以前，在大妹的寢室裏與她閒聊，我發現她枕頭邊放了一本你的書《重負與神恩》，我們於是談到你，大妹忽然意有所指地嘆道，當我們三十四歲時，我們在想什麼？做什麼？我們把人生當成一份足以奈何又可遣玩的意興嗎？或是來個瀟灑的擺落？抑或，把自己與悲苦之間，尤其那些恆常發生在週邊外圍的悲苦，保持一份安全距離，如此才有欣賞的餘裕、評論的美感？這句迴盪在老家頂樓、彷若自言自語的探詢，頓使讓我們陷入久久的沉思。

　　

或許，對你而言，死亡比存活更接近恩寵。

　　

當你拖著孱弱多病的身軀，在修道院內走向三十四歲的生命盡頭時，你早已完成了對生命意義的正視與擔荷，而我，尚且連最起碼的姿勢都擺不好，即便有也只是惺惺作態，遑論起步。但感謝你，即便是在死亡這般沉寂的灰燼裏，我依稀瞥見一顆孤獨受苦、無比尊貴的靈魂，在劈啪的火光中，成為一個光源，可以照耀後來者顛躓搖晃的身影，亦可溫熱追尋者逐漸冷卻的心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