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繪圖／Umav Ispalakan）

█口述文本與身分認同

「我們不是生活在大地上，我們是生活在言說中。」（註1）語言不僅是表達自我的工具，更是實現和塑造生命情感的途徑，甚至也能呈現宗教性。語言成為某種文化和經典，引導人們體驗、反思和提問生命的方式。人們在聆聽或閱讀這些跟自己族群歷史有關的文本時，塑造自己的身分意識，也把自己的生存經驗接續到故事之中。因此，在一代又一代群體的閱讀和詮釋中，這些故事成為文化傳統中的核心，並識別了群體身分。

台灣原住民族也大量使用口述方式成為文本，並在其中隱含生活倫理、社群秩序和環境智慧，無疑重述著屬於族群的內涵與認同。譬如，布農族口傳神話將祖先的智慧、文化的精華和生活規範傳給後代。而神話、口述成為經典或文學，持續影響著當代族人的身分認同。

Pasuya Poiconx（浦忠成）指出，原住民族並沒有直接對應於「神話」或「傳說」的詞彙，只有近似的表達。例如，布農族用口語敘述古老故事或遠古時期的歷史方式稱為halihabasang，意思是「古事」或「故事」。布農族並沒有特別區分神話、傳說和民間故事等詞彙（註2），在布農族人的傳統觀念裡，各種禁忌、規範的內容都是「過去存在的事實」所形成的。一如Paelabang Danapan（孫大川）所提及：「神話傳說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與作用。它聖化了人的生命乃至宇宙萬物所有的存在，它發揮了比文字更具活力的口說傳統。使我們對台灣原住民神話傳說的閱讀，永遠不受概念的擱淺，反而是一次又一次的生命投入與參與。」（註2）

每個民族文化背景脈絡中的神話，顯示了自我主體存在的意義和重要性，並反映在口述傳說的傳承中。我們既然可以持續從聖經文本中看見以色列人如何凝聚了認同和信仰脈絡，同樣也可以透過布農族人的傳說敘事中看見如此的追求。

█生命創傷敘事

「創傷在哪裡，敘事就要在那裡。」（註3）創傷敘事對於個體來說是一種重要的出口和轉化方式，它有助於個體理解和整理創傷經驗，並獲得情感和心靈上的支持。然而，創傷敘事也需要克服困難和壓力，包括再現的難關（aporia of representation）和社會文化上的禁忌。在研究和對比約拿書與布農族射日傳說的題材背景時，會發現這兩個故事中都充滿了張力，也在衝突與威脅中展開價值觀的對話。我們會發現這兩個故事中都存在著帶有生命苦難與集體創傷的背景。

余錦虎、歐陽玉在《神話．祭儀．布農人》所載的〈兩個太陽〉一文中，強調人失去孩子而與太陽立下血海深仇的心態。征伐的開場，產生人與自然對立的行為動機，人與自然產生不和諧、死亡威脅，促使人類發出對抗自然的動作，成為推進故事的張力。然而射下太陽就能解決人與太陽之間的矛盾和對立嗎？所幸此問題的答案在射日故事的結局中得到解答：月亮主動與人和解，並教導人類與萬物自然和諧共存之道，以遵守祭儀和禁忌的方式將這樣的尊敬、感恩和認同價值傳遞於世世代代（註4）。射日傳說背後透露的是族人祖先曾經為艱困的求生所苦，但是仍在追求與自然和解的故事中放下了征伐和仇視自然力量的想法，找到和諧共存的價值觀。

唐斯（David J. Dawns）認為，以色列人的滅國流亡創傷透露在整個約拿書的故事中。雖然約拿書不是關於流亡的書，但被流放和被俘的創傷經驗充溢在敘事中。例如約拿對「尼尼微人蒙拯救之可能性」的強烈反對，乃至於他不惜逃離上主的面也不願接下任務。這樣的敘事就反映出以色列人對待敵人態度，特別是那些造成以色列人流亡滅國的人。

若說約拿代表的是具有暴力和復仇意味的民族主義，約拿書本身則是與這樣的觀點在對話與試圖和解。以色列人帶著傷痛的記憶在訴說這樣的智慧，而約拿書重要的命題之一亦在此產生：在國族創傷之下，上主如何對待以色列人的敵人。約拿在故事中所面臨的極大挑戰，不僅使他和以色列人反思上主的普世性拯救──即便放逐的恐懼如陰影般籠罩──這一思考也延伸至故事之外，觸動了當年猶太人群體及今日的讀者。唐斯認為，約拿書的存在即是並不容許壓迫者的暴力行為繼續占據敘事的主導地位，也提醒著當代讀者如我們再思族群和國家的和平共存之道。

一如羅光喜於《建國神學》之提醒：「永遠不可忘記的是普世乃是一家人……任何國家的國民都是同一家裡的兄弟姊妹，國際關係乃是家人的關係。」雖然聖經中存在種族或國族主義與普世主義並存的概念，現代人應記住人類是一家人，國際關係應建立在家人般的關係基礎上。合作共生需要國內規範與國際跨國合作。最終，所有國家應成為上帝家族的一分子。

在約拿書中，不同群體間的緊張局勢──水手、尼尼微王和其他人之間存在著與上帝自我啟示深刻聯繫的遭遇。例如，船長和國王執行的先知功能是根據上帝在出埃及記34章6節中向摩西啟示的上帝性格。這些「宗教他者」（religious others） 的行動暗示著與上帝的相遇，並導致對神聖自我啟示的認知。這種相遇在某種程度上與約拿有關，但也是獨立的。此外，這些宗教他者的行動實際上幫助約拿以一種新的方式看到上主。因此，這個敘事呈現了一個包容性的願景，適用於所有自稱為上主子民的人（註5）。

闡釋聖經不單是基督徒群體的宗教事務，對其他人亦具深遠政治影響。聖經可被利用為控制他人的工具，但亦可成為解放人的利刃（註6）。

透過聖經與非聖經世界的交流，正視跨族群與跨文化、跨宗教對話的必要性，從中看見詮釋聖經的新進路，脫離舊有思維的窠臼，能帶來更多元的對話過程，並且讓聖經能夠確實的與我們所生活的實況結合起來，並且肯定這樣的過程和貢獻將帶來解放性的影響。

※註：
註1：李熾昌、游斌《生命言說與社群認同︰希伯來聖經五小卷研究》。
註2：Pasuya Poiconx，〈台灣原住民族神話傳說凸顯的功能與特色〉、孫大川〈神話之美：概談台灣原住民神話〉。《原住民族文獻》，28期。
註3：盧克赫斯特（Roger Luckhurst），《創傷問題》（The Trauma Question），82頁。
註4：達西烏拉彎．畢馬、達給斯海方岸．娃莉絲，《布農族神話與傳說》，172頁。
註5：麥羅格林（Ryan Patrick McLaughlin），《約拿與宗教他者：聖經包容主義探索》（Jonah and the Religious Other: An Exploration in Biblical Inclusivism）。
註6：郭佩蘭，〈從非聖經世界發掘聖經的意義〉，《亞洲處境與聖經詮釋》。

文章與圖片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759期，https://tcnn.org.tw/archives/199345，2024.03.16摘錄。

繪圖：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