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華人教會圈喜歡標榜功成名就的基督徒，以他們成功的事蹟來傳福音，最有名的莫過於像孫中山、蔣介石等這類位高權重、歷史地位崇高的「偉人」。尤其那些「中華民國派」，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說到孫中山，不外乎想證明基督教在中國巨大的影響力。

然而，歷史往往是由勝利者書寫的，那些被當權者排除在外的基督徒，那些看似「不成功」的基督徒，受到諸多向當權者靠攏的所謂「搞歷史的人」不公平對待，不幸地「被消失」了。他們的故事可歌可泣，只是最終未站在舞台上供人瞻仰，而在歷史洪流中泯然無跡，唯獨上帝記念。

記念辛亥革命的雙十節臨近，我們來認識那些被迫消失的革命基督徒。

民國初期的革命家中，馮玉祥最要好的朋友是徐謙（1871～1940年），彼此往來甚密。徐謙是孫中山非常信任的革命同志，正是他說服馮玉祥加入孫中山的革命行列。

辛亥革命後，時局異常混亂，各方勢力盤根錯節，特別是袁世凱復辟稱帝，更是將新生的共和國推向死亡的邊緣。

為應付時局，曾有一活躍組織名為「基督救國會」成立，1918至1924年間，北京、天津、上海到廣州都有分會。此會定期發行《基督救國周報》，並派員到各地演講和發小冊子，宣傳對時局的認識和批評，如《巴黎和會的剖視》《所謂中日防敵協定的內幕》《認清楚山東問題》《徐世昌怎麼做了非法總統》《五四運動的重大意義》《救國的根本問題》等，這類32開本的冊子，大約有1萬5000字左右，發行超過2萬冊，受到各方讀者歡迎。這個組織的發起人和領導人，就是徐謙，他的文章常署名「徐佐治」，「佐治」（George）是他在北京受洗入教後取的教名，以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為榜樣。

█耶穌的救國主義

徐謙可以說是民國初年法學界相當顯赫的人物，他雖在晚清時考上進士，卻被派到歐美考察法政，曾官居京師高等檢察廳檢察長。辛亥革命後，他得到孫中山倚重，任大元帥府秘書長、司法部部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等要職，而他在政治上最大的貢獻，莫過於成功說服馮玉祥加入孫中山的革命隊伍。結果，馮玉祥領導的西北軍成功在北京發動政變，正式結束了北洋政府的統治。

徐謙信基督教的經過相當奇特。當時因袁世凱復辟，不少人對民國感到絕望，徐謙對政界也心灰意冷，在親友嘗試說服他信基督教時，他說了此番話：「若上帝真是個好上帝，就不該容許袁世凱這種人活在世上。如果袁馬上死去，我就信上帝。」奇妙的是，不久袁世凱還真的暴斃身亡！徐謙為履行承諾，就在北京一家聖公會教堂受洗，自此一生倡導以基督教來救國，熱心把基督徒信念貫徹於他對國家與社會的關注與踐行。

徐謙曾這樣表達了他對基督教的理解：
我認為耶穌宣傳天國，並不是另一世界，而是要天國實現於現世界。耶穌之死，雖然非因實行革命，而祂所宣傳的教義，確是反對現勢力──執政者和富人。他們怕祂要作猶太王，所以將祂釘十字架，就是怕祂要實行社會革命。我從這個觀點，以為庸俗基督教只宣傳救人救世，而不宣傳救國，並且提出政教分離的主張，避開救國問題。我認為這不是耶穌的真教義。若基督教不能解決救國問題，那末，救人救世全是空談，也可以說全是迷信。至於政教分離，乃是古代宗教戰爭的結果，那種宗教戰爭，更是違反耶穌的戰爭，而政教分離將教徒劃出國民以外，使一國多一教徒即少一國民，其害甚大，因此我不顧一切而宣傳基督教救國主義。

█從信教自由總會到基督救國會

「基督救國會」的由來有一段故事。事實上，袁世凱除了恢復帝制，動搖共和國發展，還教唆國會議員刪去憲法案中的「信仰宗教之自由」，改作「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總統，段祺瑞操縱政權，這條憲法案仍未改變，形同把「孔教」當作國教，也間接否定信仰自由。於是，時任司法部次長的徐謙召集北京基督教領袖誠靜怡、余日章等人，組織「信教自由總會」，天主教、俄國東正教也都加入，甚至伊斯蘭教、佛教、道教也有代表參加。信教自由總會偕國會議員20多人，一起向國會送請願書，呼請動議在憲法案加入「信教自由」。在廣大的輿論壓力下，國會終於加入一項「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時為1917年。

由於上述事件引起關注，次年徐謙受邀參加一場在江西盧山牯嶺舉行的中外基督教領袖大會。他在會上講述自己信仰基督教的經過，並傳達救國的理想，主張應成立「基督教救國會」這樣的組織，獲得多數人贊成，當場推舉七人委辦。

但是，當時被委任的人士之後表現非常消極，對會務興趣缺缺，結果所有工作都落在徐謙一個人身上。當教界有人批評「救國不能利用基督教」，他回覆說：「也許教會不救國，但不能說基督不救國。」於是，他索性就把「教」字除去，這個組織之後的名稱就叫「基督救國會」。

文章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633期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徐謙，2023.07.30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