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圖這支看起來頗經滄桑的菜掣(chhài-chhoah),是將根莖類如番薯刨成細條或簽狀的器具,採集自嘉義濱海的布袋鎮虎尾寮。虎尾寮舊名「魍港」,現名「好美里」,從過去到現在,這個濱海村落的住民靠著捕魚、養魚、晒鹽維生,地方因此流傳「有一塊魚棚,卡好三個親戚;有一塊鹽埕,卡好三個親成」的俗諺。 魚鹽之利為住民帶來經濟的優渥,但海邊的土、水與風也限制農作的生長,田與園(hn̂g,旱田)自然少。園比塭(ùn,魚塭)利薄又費工,多數住民自然選擇後者做為主要維生之道。 菜掣持有者顏金鐘先生在1947年出生,身為遺腹子的他從小跟母親顏蔡住相依為命,靠著外公與母舅的接濟成長。由於家中沒有能夠養魚的塭仔,也缺少可以種米的田地,顏金鐘跟母親很長一段時間以番薯為主食。他記得每當番薯收成季節,會去園裡撿拾殘剩的番薯,回來後左鄰右舍熱鬧地加工掣簽。 在高溫多雨的台灣,新鮮番薯的塊根含水量高,不易貯存,將番薯掣成絲狀的「簽」,可加速水分蒸發,經陽光與海風拂晒後,可以放上幾個月甚至一整年。晒乾的番薯簽和著少量米做成的粥飯,因為便宜、省工又有飽足感,成為貧苦人家的主食。 顏金鐘甚至吃過「倉庫簽」,是二戰末期日軍向農家收購後存放在倉庫作戰備的軍糧。戰後,國民政府釋出這些倉庫簽,發放給海邊的窮人家,由於部分曾受過盟軍戰機轟炸,因而交雜焦味、油味、屎味與臭香(chhàu-hiuⁿ)。也由於存放過久,變韌(lūn,堅硬)而難以咬斷,據說連豬都不愛,但為了果腹,只能忍耐著吞食。 由於番薯簽食用量大,在早期尚未機械化的時代,好的菜掣顯得格外重要。這支兔型圖案中印有「蘇」姓商標及「台南蘇定特製」「岳帝廟前小路」字樣的菜掣來自府城東嶽殿前。「蘇定菜掇商號」雖已歇業,但店家百年來堅持手工傳統,製品以堅固耐用、極富工藝之美著稱。這把歷經時光淘洗的菜掣,斑駁刻痕猶散發著曖曖之光,鋒芒內斂地見證先民艱苦奮鬥的歲月。 在虎尾寮,晒乾的番薯簽通常架高放在三合院的屋子中,經濟能力稍好的農家則存放於古亭畚,這些放置番薯簽的古亭畚又被稱作「番簽畚」。1942年戰爭後期,來自台中州員林郡永靖庄的醫生詩人詹作舟,前往台南州北港郡近海的元長庄拜訪朋友蔡秋桐與陳延年,三人寫下主題為「被雨薯簽」的擊缽詩,描寫番薯簽被雨淋: 本期一日曝能乾,誰料天時未得看。造化不知耕作苦,簽條經雨惹心酸。 連晒三朝總未乾,朽汙滿地不堪看。可憐最是傷心處,簽味如同酒味酸。 素來經過未時乾,天命推移莫測看。一日三餐簽重用,神仙不體我心酸。
詩人以心酸與味酸,刻劃早期農村環境與生活的困苦,抒發農民生活之重。 早期番薯簽不只被視為貧窮,還是低賤的象徵。台南詩人謝星樓在1923年的治警事件後,留下「辜顯榮比顏智,番薯簽比魚翅,破尿壺比玉器」的名句,批評像辜顯榮那樣趨附日本政府之人,自以為可比「顏智」(台語譯法,即甘地),若真如此,番薯簽也能比魚翅,破尿壺也能比玉器了。對番薯簽的刻板印象,從日治到戰後很長一段時間深植台灣社會。即使是向陽這樣戰後1955年出生鹿谷山村的詩人,也在〈阿爹的飯包〉寫著,當好奇的小孩掀開阿爹的飯包後發現「無半粒蛋,三條菜脯,番薯籤參飯」。他以「番薯籤參飯」象徵清貧刻苦,用以對比小孩早餐是「包仔配豆漿」,呈現父愛之偉大。 戰後,隨著台灣糧食增產、社會轉型及國民所得提升,番薯從貧窮、低賤的象徵逐漸轉為健康美味的鄉土食物代表。新鮮番薯或塊狀、或掣簽煮成的粥飯,成為大宴小酌後人人喜愛的清雅風味。啜一口香甜軟嫩,番薯簽粥挑起早期農村社會刻苦生活的回憶,召喚鄉愁同時,也撫慰許多走過艱辛歲月的台灣人心靈。 文章與圖片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587期 攝影: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