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東夏季稻作收成時。（攝影／江昺崙）

不知道你是否曾經聽過台灣的「農民文學」？其實，農民文學的概念，很接近台灣的國民文學。

我們從頭說起。台灣過去的經濟型態都是以農業為主，一直到1960年代左右，才慢慢轉型為以第二級（工業）、第三級（服務業）產業為主的社會。傳統的台灣文化，就是以農業文化為主，從政治、社群、信仰、節慶乃至飲食，都脫離不了與土地的關聯。許多台灣文學家生活在這樣的環境當中，每天觀察土地與農村的變遷，目睹農民遭受強權壓迫的境遇，於是有感而發，把這些故事寫了下來，這些作品就是我們台灣的農民文學。

特別是在1920年代之後，當時是台灣族群文化意識的啟蒙時代，知識分子最關心的就是農民的遭遇，他們書寫被日本殖民政府壓迫的佃農，也關心農村裡受到欺壓的女性。透過農民文學，作家們表達對殖民者的批判、對階級與性別的關懷，更凝聚了所謂的「台灣意識」。所以我一開始才會說：農民文學大約等於是台灣的國民文學。

可惜的是，戰後遷台的國民黨是右翼的獨裁政權，這個隆納‧魏澤（Ronald Weitzer）所謂的「遷占者政權」（Settler State）無法容忍具有民族與階級意識的文學作品。例如黨國的擁護者余光中，就曾在1977年寫下〈狼來了〉一文，指控這樣的作品是「工農兵文藝」，引發了鄉土文學論戰。

最後，在軍方高層協調下，各方達成共識，以模糊的「鄉土文學」來稱呼此文類。後來農民文學都被稱作鄉土文學，大大弱化了其中階級批判與民族情感的意識，這是非常可惜的。

■社會歷史紀實

一直到今天，我們還習慣用鄉土文學指涉農民文學，以籠統的名詞來帶過。這其實是對威權遺緒的習焉不察，也反映台灣人普遍對民族歷史與文化的漠視。

農民文學的重要性，不僅是在描述階級與民族意識，更是發現許多歷史的細節與社會的精神樣貌，就如同現在的紀實電影一般。

舉個例子，台南在嘉南大圳開鑿之後，許多旱田轉為肥沃的水田，提升了農業的整體發展。我們現在當然都是很感謝日本政府與八田與一的貢獻，但事實上，當時整個工程中最為辛苦、也最被犧牲的一群人，就是嘉南平原的農民。

台灣文學作家蔡秋桐是日治時期雲林縣元長鄉的保正，經常書寫諷刺農村現況的小說。他有一篇小說叫〈放屎百姓〉，發表於1931年的《台灣新民報》，裡面就批判總督府興建嘉南大圳，卻要農民負擔許多工程費用，忠實呈現貧窮的農民賣地鬻子來籌措稅金、生活悲慘卻求告無門的慘況。

蔡秋桐這篇小說，上篇刊登之後，下篇就被總督府查禁了，所以我們無法看到完整的篇章。這也代表總督府非常在意蔡秋桐對嘉南大圳的批判，才會下令噤聲。

我們由此可以看出，雖然嘉南大圳對於台灣的農業經濟貢獻很大，但對當時的農民來說，卻是令他們生活非常痛苦的苛政。特別是大圳控管稻米及甘蔗的種植，三年內只能種植一到兩季的稻作，等於間接強迫農民種植甘蔗，也是非常粗暴的手段。

直到今日，筆者訪談善化老農的時候，說起大圳及種植甘蔗的過往歲月，他們還是會說：「想到彼時種甘蔗的艱苦，就會流目屎。」

■揭示農民之殤

不僅是嘉南大圳，土地問題也經常是農民之殤。新化地區出身的作家楊逵，於1932年在《台灣新民報》發表了〈送報伕〉。故事中的主角出生在台灣小地主家庭，生活還算過得去，但有一天製糖會社為了提高產量，與政府合力強制徵收農民的土地，美其名是為了「村子的繁榮」。

農民們雖然可以拿到一筆小額的補償金，但失去土地等於失去生計，主角的爸爸因此拒絕賣地，結果竟然被警察活活打死。主角只好到東京打零工謀生，過著悲慘的底層生活，幫派報社老闆推銷報紙，又遭到惡劣的老闆剝削，差一點餓死在東京街頭。

■書寫仍在繼續

當代的台灣人回憶日治時期的時候，經常提到當時因為資本集中與現代化，帶動了台灣的經濟發展，將過去描繪成美好的「跳舞時代」（註）。但當我們閱讀農民文學作品，卻發現這些論述經常是從城市中產階級的觀點出發，忽略了農民普遍的悲慘處境，而不幸的是，這樣貧窮的農村景象，其實才是當時台灣一般大眾的生活樣貌。

辛勤工作一整年，種植的作物如甘蔗卻賣不了多少錢，只能勉強一家糊口，這是農民的常態。因為繳不起地租，而被迫賣掉家裡的水牛、田地，甚至最後將女兒賣掉，去別人家做「新婦仔」（童養媳），也是常見的故事。當時連一般男性成年農民都過得不太有尊嚴了，更遑論性別極端不平等底下的農村婦女。作家龍瑛宗在作品〈一個女人的紀錄〉（ある女の紀錄）裡面，對於當時農村女性的生命有非常細膩但悲傷的描寫。

到了戰後，國民黨流亡來台，對於農村的控制更是比日本人過之而無不及。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之後，透過土地改革及基層行政體系如農會及水利會等來控制農民，以田賦、水租及化肥等名目換取農民的穀物，供應隨國民黨來台近百萬中國移民的生活需求。我們可以這麼說，戰後初期到1970年代初期，蔣經國繼任執政這段期間，國民黨對農村的控制、對農民的壓榨非常殘酷，所以1960年代之後，開始有大量農村青年因生計問題被迫遷移到城市，在近郊的加工出口區工作，因而帶動台灣第一次經濟轉型。

雖然因為白色恐怖，台灣的作家無法像戰前一樣那麼直接書寫農民的不滿與抵抗，但是到了1970年代後，許多充滿現實意識的農民文學作品仍陸續誕生，像是林雙不的《筍農林金樹》、宋澤萊的《打牛湳村系列》及洪醒夫的《黑面慶仔》等，都是描寫當時農民處境的優秀作品。然而，這些作品很多具有高度爭議的政治意涵，所以一直沒有進入主流社會的視野，在當代鮮少被閱讀及討論，非常可惜。

而在台南靠海的「鹽分地帶」（將軍、七股、北門、佳里等地），土地雖然比較貧瘠，卻開出繁盛美麗的文學之花。從日治時代由吳新榮、郭水潭、徐清吉及曾對等人組織的社團「台灣文藝聯盟佳里支部」，到戰後黃勁連與羊子喬等人承繼先人精神而舉辦的「鹽分地帶文藝營」，一直到今日的《鹽分地帶文學》雙月刊，長達百年的農村與土地書寫傳統未曾斷絕。

以吳新榮的詩〈故鄉的輓歌〉為例，我們即可看出這些作家關懷農村現實的精神，以非常直接的語言生動描寫農民在貧窮線上掙扎捱餓的情境。以下節錄：

同胞們啊！
你不可忘了你的少年時，
在那明月亮亮的前庭裡，
看那兄嫂小嬸杵著米，
聽那原始時代的古詩。

現在呢！
各地各庄都有舂米機器，
日日夜夜鳴著聲哀悲，
啊啊你看有幾人餓快死，
你看有幾人白吞蕃籤枝。

時至今日，台灣的農村雖然已經脫離過去不平等的剝削處境，農民的生活及收入也得到很大的保障，但是還有很多問題值得我們去關心、去書寫。

例如台南市後壁區農村原本是稻米的重要產地，但是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強制進口一年約13萬公噸的稻米，讓老農們生計受到很大的影響。紀錄片《無米樂》雖然不是文學，仍舊以帶有詩意的鏡頭畫面，呈現老農民崑濱伯等人的生命故事。影片最後，崑濱伯說他們是「末代稻農」，輕鬆簡短的談話透露不少農村黃昏的哀愁，也令觀眾非常傷感。

除了農業產銷，城鄉差距、老年人口比例增加等問題都亟待解決。前陣子學甲的農地遭不肖業者盜埋廢棄的轉爐石（爐碴），雖然未造成全面汙染，卻反映農村仍舊是被邊緣化的「廢土之地」。看著新聞報導裡農地的萬噸爐碴，想到哺育萬民的土地受到如此輕賤，實在令人心痛不已。農民文學的精神沒有斷絕，但台灣農村的未來令人憂心。或許未來我們能藉由推廣農民文學喚起台灣人對農業文化的記憶，以及對農村發展的關心。

註：出自2003年台灣紀錄片《Viva Tonal 跳舞時代》，貫串全片的台語主題曲〈跳舞時代〉是1932年的台灣流行歌曲。影片描繪日治時期流行歌演進，介紹古倫美亞唱片與陳君玉、純純、柏野正次郎等人執著台灣音樂的故事，反映1930年代台灣的社會與女性的社會地位。

文章與圖片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587期

攝影：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