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阿摩司》

看到馮君藍的攝影作品，我不禁聯想到德國偉大的畫家、被譽為「自畫像之父」的杜勒。歌德曾如此評論杜勒：「當我們明白了杜勒的時候，我們就認識了高貴、真實和豐美，只有最偉大的義大利畫家，才有和他等量齊觀的價值。」馮君藍的人像攝影，讓我在這個人被無限貶低也被無限高舉的時代，看到了上帝原本造人的初衷，以及人本該擁有的高貴與謙卑。

■逆流而上的藝術

今天是一個「最好的時代」和「最壞的時代」。在人心浮動、物慾橫流的時代，信仰者何為？馮君藍第一身分是牧師，第二身分才是攝影家，這個主次秩序很重要。與杜勒相似，馮君藍把攝影家身分看作牧師身分的延伸，是對福音和真理的彰顯，是愛神並愛人如己誡命的實踐。對大部分人而言，做好其中某一種工作，已經非常不容易了，更何況身兼兩職呢？馮君藍唯有以加倍勤奮來承擔上帝賦予的兩個職分。杜勒說過，必須無休止地工作，永遠不要停下來，「工作是禱告的一種形式，而藝術則是聖讚的一種形式。」

如今，後現代藝術逐漸遠離人的內心，由「審美」轉向「審醜」；馮君藍偏偏逆流而上，嘗試用鏡頭展現基督信仰中的「人觀」。聖經中說：「人算什麼，祢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祢竟眷顧他？祢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在馮君藍眼中，無論是垂死老人還是咿呀學語的嬰孩，無論是秀美少女還是英俊少年，都有其獨一無二的、不可被輕忽的特性。

在無神論者的世界裡，因著人與造物主隔絕，人變得無比狂傲，也變得無比卑賤。狂傲是因為人要做自然和歷史的主宰，要做自己的主宰，要取代上帝的地位；卑賤是因為人們相信人是由猴子「進化」而來，人因而可以像猴子那樣被奴役、被殺戮，成為無足輕重的「歷史中間物」。所以，２０世紀成為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世紀，世界大戰和種族屠殺接踵而至。俄國文豪索忍尼辛在回顧蘇俄獨裁暴政的歷史時沉痛地指出：「超過半世紀以前，我年紀還小的時候，已聽過許多老人家解釋俄羅斯遭遇大災難的原因：『人們忘記神，所以會這樣。』」

與無神論的意識形態相反，在聖經中，在用圖像闡釋聖經真理的馮君藍的創作中，人無比高貴，亦無比謙卑。人的高貴，是因為人是上帝所造，人被上帝所愛，人具有上帝的形像和氣息，所以任何一個人都不能被另一個人以及政府、國家、民族等人造的「共同體」或「宏大敘事」所淩辱、奴役乃至殺戮。人的謙卑，是因為「人之初，性本罪」，人是殘缺的、不完全的，乃至「全然敗壞」的。是故，馮君藍的「光照微塵」人物攝影系列之可貴，便是淋漓盡致地彰顯出人的高貴與謙卑這兩種看似矛盾實則融合的特質。

■透明的靈魂

多年前，我開始進行華人基督徒公共知識分子系列訪談，如今完成數十個中國、香港、台灣和海外不同區域的訪談。過程中，我發現大部分訪談對象都刻意迴避自身靈性的掙扎乃至失敗，只挑選光明與溫暖的部分侃侃而談。馮君藍卻毫不掩飾自己的「幽暗意識」，他談及少年時代與身為東吳大學校牧、過於嚴厲的父親的對立與對信仰的疏離，他談及藝術創作面臨困境時曾經吸食強力膠的經歷，他談及兒子誕生後，妻子長期深陷憂鬱症而帶來的婚姻幽谷，他也談及在充滿權力鬥爭的神學院差點信仰迷失的心路歷程。我不用費心設計一堆旁敲側擊的問題，馮君藍便將他的靈魂裸露在我面前，並通過我的文字展示給廣大讀者。（參見余杰、阿信著《人是被光照的微塵》）馮君藍沒有一般牧者身上常有的「深深掩藏自我」的「職業特徵」，也沒有一般藝術家身上常有的刻意「秀」出來的、放浪形骸的「身分標記」。相反，他具有一種孩童般的純真氣質，他是一個全然透明的人。

馮君藍是我在華人教會中僅見的長髮飄飄、具有藝術家氣質的牧師，但他的內心比尋常的牧師更為單純與柔軟。我認識他有十年之久，也認識小青師母以及他們三個兒子和一個養女，還認識他所服事的士林有福堂許多弟兄姊妹——這些弟兄姊妹時常出現在他的攝影作品中，並與聖經中的人物一一對應。聖經本來就是我們的鏡子，或者說，我們就活在聖經中。

當攝影變成一項「燒錢」的藝術門類，攝影師以攝影器材的昂貴和模特兒的知名度來定位自己的身價時，誰能想到，馮君藍這些讓人過目不忘、深受震撼的作品，被前輩攝影家阮義忠讚譽為「華人世界最有深度的人像攝影之一」，居然是他用最為平常的攝影器械，在一間無比侷促的工作室裡拍攝出來的？而且，他拍攝的對象沒有一個是冠蓋雲集的名流、明星和顯貴，大部分都是教會的會友以及會友的親朋好友。可見，很多時候，藝術的優劣真的跟金錢和資源的多寡無關。

馮君藍在教會中組建了一個特殊的團契「僕人團」。在會友中，有音樂人、畫家、服裝設計師、電影導演、作家和學者、記者和編輯，他希望將這些有藝文天賦的弟兄姊妹的力量整合起來，共同努力，以第一流的作品榮神益人。巴赫、米開朗基羅、雨果都是當年在教會中孕育出來的藝術大師，今天的教會裡面有沒有可能出現類似的「藝術家使徒」呢？讓我們拭目以待。

文章與圖片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3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