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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民文學,在土地、在農村
作者 / 江昺崙
台東夏季稻作收成時。(攝影/江昺崙)

不知道你是否曾經聽過台灣的「農民文學」?其實,農民文學的概念,很接近台灣的國民文學。

我們從頭說起。台灣過去的經濟型態都是以農業為主,一直到1960年代左右,才慢慢轉型為以第二級(工業)、第三級(服務業)產業為主的社會。傳統的台灣文化,就是以農業文化為主,從政治、社群、信仰、節慶乃至飲食,都脫離不了與土地的關聯。許多台灣文學家生活在這樣的環境當中,每天觀察土地與農村的變遷,目睹農民遭受強權壓迫的境遇,於是有感而發,把這些故事寫了下來,這些作品就是我們台灣的農民文學。

特別是在1920年代之後,當時是台灣族群文化意識的啟蒙時代,知識分子最關心的就是農民的遭遇,他們書寫被日本殖民政府壓迫的佃農,也關心農村裡受到欺壓的女性。透過農民文學,作家們表達對殖民者的批判、對階級與性別的關懷,更凝聚了所謂的「台灣意識」。所以我一開始才會說:農民文學大約等於是台灣的國民文學。

可惜的是,戰後遷台的國民黨是右翼的獨裁政權,這個隆納‧魏澤(Ronald Weitzer)所謂的「遷占者政權」(Settler State)無法容忍具有民族與階級意識的文學作品。例如黨國的擁護者余光中,就曾在1977年寫下〈狼來了〉一文,指控這樣的作品是「工農兵文藝」,引發了鄉土文學論戰。

最後,在軍方高層協調下,各方達成共識,以模糊的「鄉土文學」來稱呼此文類。後來農民文學都被稱作鄉土文學,大大弱化了其中階級批判與民族情感的意識,這是非常可惜的。

■社會歷史紀實

一直到今天,我們還習慣用鄉土文學指涉農民文學,以籠統的名詞來帶過。這其實是對威權遺緒的習焉不察,也反映台灣人普遍對民族歷史與文化的漠視。

農民文學的重要性,不僅是在描述階級與民族意識,更是發現許多歷史的細節與社會的精神樣貌,就如同現在的紀實電影一般。

舉個例子,台南在嘉南大圳開鑿之後,許多旱田轉為肥沃的水田,提升了農業的整體發展。我們現在當然都是很感謝日本政府與八田與一的貢獻,但事實上,當時整個工程中最為辛苦、也最被犧牲的一群人,就是嘉南平原的農民。

台灣文學作家蔡秋桐是日治時期雲林縣元長鄉的保正,經常書寫諷刺農村現況的小說。他有一篇小說叫〈放屎百姓〉,發表於1931年的《台灣新民報》,裡面就批判總督府興建嘉南大圳,卻要農民負擔許多工程費用,忠實呈現貧窮的農民賣地鬻子來籌措稅金、生活悲慘卻求告無門的慘況。

蔡秋桐這篇小說,上篇刊登之後,下篇就被總督府查禁了,所以我們無法看到完整的篇章。這也代表總督府非常在意蔡秋桐對嘉南大圳的批判,才會下令噤聲。

我們由此可以看出,雖然嘉南大圳對於台灣的農業經濟貢獻很大,但對當時的農民來說,卻是令他們生活非常痛苦的苛政。特別是大圳控管稻米及甘蔗的種植,三年內只能種植一到兩季的稻作,等於間接強迫農民種植甘蔗,也是非常粗暴的手段。

直到今日,筆者訪談善化老農的時候,說起大圳及種植甘蔗的過往歲月,他們還是會說:「想到彼時種甘蔗的艱苦,就會流目屎。」

■揭示農民之殤

不僅是嘉南大圳,土地問題也經常是農民之殤。新化地區出身的作家楊逵,於1932年在《台灣新民報》發表了〈送報伕〉。故事中的主角出生在台灣小地主家庭,生活還算過得去,但有一天製糖會社為了提高產量,與政府合力強制徵收農民的土地,美其名是為了「村子的繁榮」。

農民們雖然可以拿到一筆小額的補償金,但失去土地等於失去生計,主角的爸爸因此拒絕賣地,結果竟然被警察活活打死。主角只好到東京打零工謀生,過著悲慘的底層生活,幫派報社老闆推銷報紙,又遭到惡劣的老闆剝削,差一點餓死在東京街頭。

■書寫仍在繼續

當代的台灣人回憶日治時期的時候,經常提到當時因為資本集中與現代化,帶動了台灣的經濟發展,將過去描繪成美好的「跳舞時代」(註)。但當我們閱讀農民文學作品,卻發現這些論述經常是從城市中產階級的觀點出發,忽略了農民普遍的悲慘處境,而不幸的是,這樣貧窮的農村景象,其實才是當時台灣一般大眾的生活樣貌。

辛勤工作一整年,種植的作物如甘蔗卻賣不了多少錢,只能勉強一家糊口,這是農民的常態。因為繳不起地租,而被迫賣掉家裡的水牛、田地,甚至最後將女兒賣掉,去別人家做「新婦仔」(童養媳),也是常見的故事。當時連一般男性成年農民都過得不太有尊嚴了,更遑論性別極端不平等底下的農村婦女。作家龍瑛宗在作品〈一個女人的紀錄〉(ある女の紀錄)裡面,對於當時農村女性的生命有非常細膩但悲傷的描寫。

到了戰後,國民黨流亡來台,對於農村的控制更是比日本人過之而無不及。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之後,透過土地改革及基層行政體系如農會及水利會等來控制農民,以田賦、水租及化肥等名目換取農民的穀物,供應隨國民黨來台近百萬中國移民的生活需求。我們可以這麼說,戰後初期到1970年代初期,蔣經國繼任執政這段期間,國民黨對農村的控制、對農民的壓榨非常殘酷,所以1960年代之後,開始有大量農村青年因生計問題被迫遷移到城市,在近郊的加工出口區工作,因而帶動台灣第一次經濟轉型。

雖然因為白色恐怖,台灣的作家無法像戰前一樣那麼直接書寫農民的不滿與抵抗,但是到了1970年代後,許多充滿現實意識的農民文學作品仍陸續誕生,像是林雙不的《筍農林金樹》、宋澤萊的《打牛湳村系列》及洪醒夫的《黑面慶仔》等,都是描寫當時農民處境的優秀作品。然而,這些作品很多具有高度爭議的政治意涵,所以一直沒有進入主流社會的視野,在當代鮮少被閱讀及討論,非常可惜。

而在台南靠海的「鹽分地帶」(將軍、七股、北門、佳里等地),土地雖然比較貧瘠,卻開出繁盛美麗的文學之花。從日治時代由吳新榮、郭水潭、徐清吉及曾對等人組織的社團「台灣文藝聯盟佳里支部」,到戰後黃勁連與羊子喬等人承繼先人精神而舉辦的「鹽分地帶文藝營」,一直到今日的《鹽分地帶文學》雙月刊,長達百年的農村與土地書寫傳統未曾斷絕。

以吳新榮的詩〈故鄉的輓歌〉為例,我們即可看出這些作家關懷農村現實的精神,以非常直接的語言生動描寫農民在貧窮線上掙扎捱餓的情境。以下節錄:

同胞們啊!
你不可忘了你的少年時,
在那明月亮亮的前庭裡,
看那兄嫂小嬸杵著米,
聽那原始時代的古詩。

現在呢!
各地各庄都有舂米機器,
日日夜夜鳴著聲哀悲,
啊啊你看有幾人餓快死,
你看有幾人白吞蕃籤枝。

時至今日,台灣的農村雖然已經脫離過去不平等的剝削處境,農民的生活及收入也得到很大的保障,但是還有很多問題值得我們去關心、去書寫。

例如台南市後壁區農村原本是稻米的重要產地,但是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強制進口一年約13萬公噸的稻米,讓老農們生計受到很大的影響。紀錄片《無米樂》雖然不是文學,仍舊以帶有詩意的鏡頭畫面,呈現老農民崑濱伯等人的生命故事。影片最後,崑濱伯說他們是「末代稻農」,輕鬆簡短的談話透露不少農村黃昏的哀愁,也令觀眾非常傷感。

除了農業產銷,城鄉差距、老年人口比例增加等問題都亟待解決。前陣子學甲的農地遭不肖業者盜埋廢棄的轉爐石(爐碴),雖然未造成全面汙染,卻反映農村仍舊是被邊緣化的「廢土之地」。看著新聞報導裡農地的萬噸爐碴,想到哺育萬民的土地受到如此輕賤,實在令人心痛不已。農民文學的精神沒有斷絕,但台灣農村的未來令人憂心。或許未來我們能藉由推廣農民文學喚起台灣人對農業文化的記憶,以及對農村發展的關心。

註:出自2003年台灣紀錄片《Viva Tonal 跳舞時代》,貫串全片的台語主題曲〈跳舞時代〉是1932年的台灣流行歌曲。影片描繪日治時期流行歌演進,介紹古倫美亞唱片與陳君玉、純純、柏野正次郎等人執著台灣音樂的故事,反映1930年代台灣的社會與女性的社會地位。

文章與圖片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587期

攝影:作者


資料提供單位:台灣教會公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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