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圖這支看起來頗經滄桑的菜掣（chhài-chhoah），是將根莖類如番薯刨成細條或簽狀的器具，採集自嘉義濱海的布袋鎮虎尾寮。虎尾寮舊名「魍港」，現名「好美里」，從過去到現在，這個濱海村落的住民靠著捕魚、養魚、晒鹽維生，地方因此流傳「有一塊魚棚，卡好三個親戚；有一塊鹽埕，卡好三個親成」的俗諺。

魚鹽之利為住民帶來經濟的優渥，但海邊的土、水與風也限制農作的生長，田與園（hn̂g，旱田）自然少。園比塭（ùn，魚塭）利薄又費工，多數住民自然選擇後者做為主要維生之道。

菜掣持有者顏金鐘先生在1947年出生，身為遺腹子的他從小跟母親顏蔡住相依為命，靠著外公與母舅的接濟成長。由於家中沒有能夠養魚的塭仔，也缺少可以種米的田地，顏金鐘跟母親很長一段時間以番薯為主食。他記得每當番薯收成季節，會去園裡撿拾殘剩的番薯，回來後左鄰右舍熱鬧地加工掣簽。

在高溫多雨的台灣，新鮮番薯的塊根含水量高，不易貯存，將番薯掣成絲狀的「簽」，可加速水分蒸發，經陽光與海風拂晒後，可以放上幾個月甚至一整年。晒乾的番薯簽和著少量米做成的粥飯，因為便宜、省工又有飽足感，成為貧苦人家的主食。

顏金鐘甚至吃過「倉庫簽」，是二戰末期日軍向農家收購後存放在倉庫作戰備的軍糧。戰後，國民政府釋出這些倉庫簽，發放給海邊的窮人家，由於部分曾受過盟軍戰機轟炸，因而交雜焦味、油味、屎味與臭香（chhàu-hiuⁿ）。也由於存放過久，變韌（lūn，堅硬）而難以咬斷，據說連豬都不愛，但為了果腹，只能忍耐著吞食。

由於番薯簽食用量大，在早期尚未機械化的時代，好的菜掣顯得格外重要。這支兔型圖案中印有「蘇」姓商標及「台南蘇定特製」「岳帝廟前小路」字樣的菜掣來自府城東嶽殿前。「蘇定菜掇商號」雖已歇業，但店家百年來堅持手工傳統，製品以堅固耐用、極富工藝之美著稱。這把歷經時光淘洗的菜掣，斑駁刻痕猶散發著曖曖之光，鋒芒內斂地見證先民艱苦奮鬥的歲月。

在虎尾寮，晒乾的番薯簽通常架高放在三合院的屋子中，經濟能力稍好的農家則存放於古亭畚，這些放置番薯簽的古亭畚又被稱作「番簽畚」。1942年戰爭後期，來自台中州員林郡永靖庄的醫生詩人詹作舟，前往台南州北港郡近海的元長庄拜訪朋友蔡秋桐與陳延年，三人寫下主題為「被雨薯簽」的擊缽詩，描寫番薯簽被雨淋：

本期一日曝能乾，誰料天時未得看。造化不知耕作苦，簽條經雨惹心酸。
連晒三朝總未乾，朽汙滿地不堪看。可憐最是傷心處，簽味如同酒味酸。
素來經過未時乾，天命推移莫測看。一日三餐簽重用，神仙不體我心酸。

詩人以心酸與味酸，刻劃早期農村環境與生活的困苦，抒發農民生活之重。

早期番薯簽不只被視為貧窮，還是低賤的象徵。台南詩人謝星樓在1923年的治警事件後，留下「辜顯榮比顏智，番薯簽比魚翅，破尿壺比玉器」的名句，批評像辜顯榮那樣趨附日本政府之人，自以為可比「顏智」（台語譯法，即甘地），若真如此，番薯簽也能比魚翅，破尿壺也能比玉器了。對番薯簽的刻板印象，從日治到戰後很長一段時間深植台灣社會。即使是向陽這樣戰後1955年出生鹿谷山村的詩人，也在〈阿爹的飯包〉寫著，當好奇的小孩掀開阿爹的飯包後發現「無半粒蛋，三條菜脯，番薯籤參飯」。他以「番薯籤參飯」象徵清貧刻苦，用以對比小孩早餐是「包仔配豆漿」，呈現父愛之偉大。

戰後，隨著台灣糧食增產、社會轉型及國民所得提升，番薯從貧窮、低賤的象徵逐漸轉為健康美味的鄉土食物代表。新鮮番薯或塊狀、或掣簽煮成的粥飯，成為大宴小酌後人人喜愛的清雅風味。啜一口香甜軟嫩，番薯簽粥挑起早期農村社會刻苦生活的回憶，召喚鄉愁同時，也撫慰許多走過艱辛歲月的台灣人心靈。

文章與圖片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587期

攝影：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