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霍華認為，信仰，就是參與在基督的道成肉身，十字架與復活。信者將成為「為他者存有」的一部份，成為完全為別人而活的人。而由這些信者所組成的教會的本質也應該是「為他者存有」。~潘霍華

去年是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百歲紀念年，全球不同宗派、不同立場、不同文化處境當中的人，由無神論者到保守敬虔的基督徒，都在紀念這位只在世上活了39年，死在絞架上的德國神學家。不管是強調他投入政治反抗運動，捨身力阻時代狂輪的道德勇氣；或被他在獄中所寫的書信與詩歌中銳利的、先知般的批判力和自省力所震撼；還是被他執著地揹十架跟隨基督的生命所感召，潘霍華以他的生命所做的神學，穿透不同的時空，始終是一個清醒的、純淨的、有力量的聲音。

■在解嚴後的台灣讀潘霍華
八○年代末，牢牢壓制台灣人的思想自由數十年的戒嚴令剛被解除，我得到一個奇妙的機緣，必須認真地去閱讀潘霍華。在當時剛成立不久的雅歌出版社的邀請下，我和我的姊姊王昭文接受了一個挑戰，要編一本讓台灣人認識潘霍華的書，於是，還只是研究生的我們開始一段奇異的心靈冒險之旅，直到1992年才終於出版了一本小書：「潘霍華的心靈世界」。

回想起來，當年真的是擁有一股初生之犢的天真勇氣。而這股天真的勇氣，並不是我們獨有的，而是剛解嚴後台灣的一種時代精神（Zeitgeist）。我穿梭在台南神學院圖書館，尋找著潘霍華的著作，閱讀著他在1942年底，積極投入反抗納粹政權運動時所寫的，關於「公民勇氣」的思考：「公民勇氣只有在自由人的自由責任意識中，才能夠成長。」圖書館的閱報室裡，好些人帶著錯愕與悲憤的表情，盯著報紙首頁關於一慘烈的殉身行動的報導—「自由時代」雜誌社的社長鄭南榕，為了「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在警方拘捕行動中，自焚而死。那樣的勇氣震撼了整個台灣，也讓我們以顫抖的心珍惜起一種願負責任、願付代價的，良知的自由。而潘霍華在納粹政權下所作的反省，突然離台灣的現況很近。

當我閱讀著參與在南非的反種族主義人權運動的神學家，如何論述潘霍華的神學與實踐對非洲反種族隔離運動的啟發時，一個以讀書會為主要活動的鬆散團體「獨台會」的成員突然一一被視為叛亂者而被捕，以刑法一百條起訴。戒嚴時期的恐怖一下子又籠罩在台灣。然而，在那個時代，公民勇氣顯然地已經在台灣社會成長：抗議的浪潮由大學校園出發，工人與長期的民主運動者和知識份子肩並肩抗爭，我也放下筆，參與在抗爭的人潮中，一起體會民主陣痛中的恐懼、希望、失望、自責與焦慮，一直到將「刑法一百條」廢除為止。

在那樣一個時代，潘霍華對我們的啟發，是那股威武不能屈的信仰堅持，是行動的勇氣。他在獄中所寫的詩「通往自由四站」成為青年基督徒走出教會圍牆，以行動投入社會改革的標語：「不要逃避在空想裡，自由乃在行動中。」

在上個世紀九○年代的台灣，我們經歷了一個思想與行動被奴役多年的生命共同體怎樣醒覺過來，努力要進入一個潘霍華所樂見的、「及齡的」世界，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人們得以在自由的抉擇中，負起時代的責任。

在他的獄中書信中，潘霍華寫道：「上帝不該是被用來填補缺漏的上帝。不該是在人類可能性的盡頭處，而是在生命當中，我們認識了上帝。」在那樣的年代，我們在一個國家生命力旺盛的時刻，認識了上帝，也在我們個人力量充盈的時刻，學習著：「在上帝受苦的時刻，人走向上帝…基督徒在上帝受難的時刻與祂同在。」（潘霍華的獄中詩「基督徒與非基督徒」）

■在21世紀的台灣看「為他者的存有」
然而，進入21世紀的台灣，我們發現，這個世界不但沒有「及齡」，沒有變得更成熟而理性，反而嬰兒化了。解嚴後那股清新的喜悅，與那股勇敢的心志消失了。無止盡的政爭，加上噬血的大眾傳播媒體鼓動，族群與階級之間越來越缺乏相互諒解的心，張牙舞爪的生存之爭，正在一點一滴地將好不容易才凝聚起來的台灣意識消磨掉。大至國家大事，小至街上的交通問題，往往是只看見自己的需求，完全不顧他人存在的自私心態。

在21世紀台灣的教會生活裡，信仰再次退到私領域，上帝被當成填塞生命破洞的上帝，上帝被召喚來，以祂的大能力讓教會與信者得福。堂會與堂會之間競逐資源，為了教會的榮耀建造大教堂，甘願分享的心卻在冷卻中。十字架的救贖恩典再一次廉價地被傾灑著，十字架的道路被包裝得華麗甜美，願意揹起十字架追隨基督直至死境的人，卻越來越稀少。事實上，在目前台灣的社會與教會，恐怕也是一樣沒有潘霍華容身之處的。

潘霍華在獄中構想著一本他未能完成的書，寫下一個非常有挑戰性的想法：「與基督相遇的經驗，是與一切人類存有的經驗相反的，因為我們在耶穌身上經驗到的，是完全為他者的存有。這個經驗的超越性，乃在於這完全為他者的存有的耶穌。祂在『為他者存有』的本質中自由抉擇，走向死亡，那時才會呈現祂的全能、全知，祂無所不在。信仰，就是成為『為他者存有』的耶穌的一部份。」
潘霍華認為，信仰，就是參與在基督的道成肉身，十字架與復活。信者將成為「為他者存有」的一部份，成為完全為別人而活的人。而由這些信者所組成的教會的本質也應該是「為他者存有」。

這個理念，在他初期的教會觀裡就存在著。他以這樣的裡念參與著反對納粹的「認信教會」運動，也因為這樣的理念，在認信教會開始為了教會的生存而與時代妥協時，他離開了教會的職份，參與政治反抗運動。因他所追隨的基督，是完全為他者存有的基督，他也將自己的生命完全付出了。因為這個反抗的行動，他被捕，被當作叛國者處死。

在獄中，他寫道：「教會只有在為他者存在時，才是教會。」他認為，為了開始成為真正的教會，教會先得把所有的財產都送給需要的人，牧師們也應做工養活自己。一個為自己累積財富的教會，或是為了教會的生存，向世俗的價值觀妥協的教會，就不再是真正的教會。

這是一種和當今流行的教會增長觀很不同的觀念。我多次與牧長們分享這觀念時，所得到的回應都是：在牧會的實踐上抱這樣的觀念，無異是自尋死路。
然而，基督徒豈不是應該與基督同死，然後與祂一同經歷新生命嗎？不曾向著世俗的價值觀來死的教會，又要從哪裡得到新生？

在這個價值觀混亂的滾滾濁世中，但願潘霍華使人清醒的聲音，仍能夠被聽見！

■在宗教爆炸的時代進行「非宗教的神學詮釋」
潘霍華在他的獄中書信中，有好幾次批評「宗教」，他認為應該對基督信仰做出一種「非宗教的神學詮釋」。他寫道：「人被呼召，在這個無神的世界裡與上帝一同受苦，他必須真的活在無神的世界裡，而不該被誘惑著以宗教的語言去隱藏或扭曲這無神的真相。他要活在『俗世』當中，全無宗教的拘束與阻礙。」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卡爾‧巴特就在他的《羅馬書》裡，把「宗教」看成是使人入罪的「律法」，是與上帝恩典相對的觀念。宗教是屬於這個世界的，信仰是屬上帝的，宗教是人的有限性，信仰才是超越。循著這種對宗教的批判態度，潘霍華提出，應該要有一種對基督的「非宗教的神學詮釋」，他說：

「不是宗教行為，而是在俗世的生活裡參與了上帝的受苦，才讓基督徒成為基督徒。」

進入21世紀，我們卻深刻地感受到「宗教」的興旺，這個世界的「無神的真相」被各式各樣的宗教語言所掩蔽、遮蓋、美化。我們看到熱心奉獻的祭壇，看到品格教育的提倡，看到陶醉在狂喜中的聚會，看到尋求靈恩醫治的饑渴，我們看到宗教「淨化」了人心，也看到宗教給予人們的生命一個方向，一些可依循的路徑。人對宗教的需求始終是那麼大。但是，宗教的狂熱也暴露了人類的罪性—當執著成為偏執，當為神付出生命的決心，轉化成忽視非信者生命的殺戮行為時，當人自以為可以代替神來懲誡這個無神的世界時，宗教成為危險的、殘害生命的力量。在這樣的時刻，潘霍華在獄中所發清醒的警語讓我們再次深思，他認為新約裡與耶穌相遇的人們，經歷的是一種切實的悔改，是生命的全然改變，而不是皈依一個宗教：

「他們的共同點是參與在基督的受苦當中，這是他們的信仰，不是什麼宗教方法，宗教行為是片面的，信仰是整全的，是整個生命的行動。基督沒有呼召人成為新的宗教，祂呼召人進入新生命。」

讀著潘霍華，走過台灣的風暴年代，當滾滾濁世諸多思潮衝擊我們的身心靈，讓我們再一次踏穩腳步，傾聽一個清醒的聲音，呼喚著追隨基督的人們：將全人全生命向上帝開放，真真實實地揹起十字架，活在這個世界！

(本文作者為台南神學院老師)

文章來源：<新使者雜誌>第100期
圖片來源：http://www.twccm.org.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