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變局，典範轉移
2015 年底，一齣以「十年」為題的電影在香港上映，引發廣泛討論。當時正值 2014 年「雨傘運動」後公民社會處於挫敗低迷之際，五個不同題材的短片，想像十年後香港的變化，其政治寓意激發極大爭議――有斥之為散播絕望的「危言聳聽」，也有稱許為敲響喪鐘的「盛世危言」。及至 2019 年爆發大規模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以下簡稱「反修例運動」），特區政府與公民社會的關係處於前所未有的緊張及互不信任。隨著 2020 年全國人大在香港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以下簡稱《國安法》），香港歷史也踏入「新時代」。檢視十年間的香港，誠然經歷了開埠 180 多年來未有之巨變；廁身如斯變局，香港基督教（註 1）也面對重大挑戰。
或曰：世事常變。到底該如何理解當下的「變」？2015 年，台灣媒體工作者陳奕廷於其著作《傘裡傘外：民主前夕的香港故事》中，曾將香港的變化形容為一次「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他指陳的，不僅是社會運動抗爭模式的轉變，更反映出一種新的價值觀（公平與正義、民主與自由）與主流意識形態（繁榮穩定）的碰撞；到 2019 年，新舊價值在「反修例運動」期間，甚至以更大力度交鋒。毋庸置疑，香港基督徒群體既為社會的縮影，對社會運動或抗爭的目的與手段，以至香港未來的想像遠景，也呈現迥異立場，並演化為教會內部的矛盾，甚至公開的撕裂。教會內對立的聲音，不僅涉及不同神學或屬靈傳統的張力，更摻雜了政治取態，以及國族身分的矛盾。
「典範轉移」的情況，同樣出現於中國政府的治港政策。雖然香港自 1997 年 7 月 1 日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但中國政府卻認定，人心並未隨著主權移交而回歸。同時，北京也憂慮「一國」與「兩制」之間，出現重「兩制」輕「一國」的偏差。由此，加強國民教育、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重構香港政治秩序，遂成為新時代治港政策的重點。中國學者鄭永年提出香港需要「二次回歸」，正是這種新典範的最佳註腳。這套新的政治秩序，將雨傘運動及反修例運動視為香港版的「顏色革命」、「亂港黑暴」；而《國安法》雖成為「由亂入治」的關鍵，但「國家安全」仍受嚴竣威脅，須提防社會潛藏的各種「軟對抗」暗湧。
在這個「由亂入治」新典範建立的過程中，香港公民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有報導指出：截至 2022 年初，近 50 個民間組織宣佈解散，其中也包括基督教的團體，例如香港教牧網絡（前身是反修例運動期間成立的「香港教牧聯署籌委會」），以及早在 1987 年即成立的「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和 1989 年成立的「香港基督教愛國民主運動」等。毋庸置疑，香港的政教關係也呈現新的格局。
政教關係新格局
所謂政教關係，可從「政治與宗教」、「政府與宗教」、「教會與政治」及「政府與教會」四個層面來梳理。就政治與宗教關係面言，隨著「泛政治化」傾向於不同領域的出現，宗教也無法置身事外。按中國國情，「泛政治化」即要求自覺「講政治」。（註 2）近年社會各界為維持政治正確，避免觸犯政治「紅線」而自我審查或設限，傳播學者李立峯甚至以「愛的審查」（即為了保護他人的緣故而作的自我審查）來形容有關情況。宗教在此等「泛政治化」的氛圍下如何自處？甚麼是不能觸及的「紅線」？檢視其他層面的政教關係，可以作一說明。
在政府與宗教的關係上，由於部分教會及團體因社會運動的參與，在新的典範下，成為官方眼中的「反對勢力」。中國全國政協香港委員劉兆佳指出：反對勢力在「宗教組織」中佔有優勢，其中，2014 年「佔中」及 2019 年的「暴亂」，「宗教勢力」與其他團體也發揮了「重要的策動、教導、支持、鼓勵、配合、資助、統籌、指揮和保護的角色」，甚至「積極從事反共、反政府的勾當，並在社會上發揮政治宣傳和動員的作用」。他特別指出：「宗教界人士的介入，更讓抗爭和暴力披上道德、理想和正義的面紗，對年輕人的荼毒更深。」（註 3）劉氏筆下的「宗教界」，主要針對個別積極爭取民主的基督宗教領袖及團體――他們曾因發表支持「反修例」的聲明或言論，而受建制派媒體抨擊。此種高調批評基督宗教社會參與，並視作「反對勢力」的負面論述，確是前所未有的。
就教會與政治關係而言，對於教會在公共領域應扮演何種角色，以至基督徒的社會責任等問題，因著神學與屬靈傳統的差異，基督教內部一直呈現多元的實踐。不過，在新時代新典範下，由於擔心觸及政治「紅線」，教會的社會參與空間明顯較之前收窄。基督教即或仍在社會服務領域有所承擔（參下文），但就公共政策及公民實踐方面，已難再發揮昔日的公共批判角色。教會內部亦擔心政治議題會激化不同立場信徒的矛盾，於是為維持信仰群體和諧，只好作出調整，而出現「避談政治」的傾向。
在政府與教會的層面，兩者在教育及社會服務方面建立的「伙伴」（partnership）關係，可說仍得以維持。此等「伙伴」關係，可追溯至戰後 70 年代，基督宗教作為政府資助的辦學團體及社會服務機構，大量參與教育及社會服務事業。就基督教的情況而言，除按基督精神提供教育外，也包括學生福音工作；同時，全港近四分之一的堂會，即以學校作為主日崇拜聚會場地。基督宗教相關的教會及團體，大部分獲政府認可為慈善團體，享受稅務優惠。不過，近年隨著政治氣氛的變化，政府加強對學校教育的監管，堂校關係也出現變化。例如有學校審查宗教活動講員的背景，又擔心個別聚會的內容會觸碰「紅線」，而被人向教育局投訴。新形勢下教會辦學的空間與前景，開始引起關注；同時，教會界亦關注近年政府對慈善團體監管政策改變帶來的各種影響。
徘徊與探索
十年變局，在新時代典範轉移下，香港社會正處於重構的過程中，政教關係的格局也不例外；在舊典範失效、新典範及新秩序重構的過程中，難免感到迷失。加上三年新冠疫情帶來的變化，以及移民潮的衝擊，香港教會正面對前所未有的變局。變局下的徘徊，又如何在認識時代制約下探索？
筆者相信：隨著香港進一步與中國接軌，有關中國民間組織在國家與社會關係逆境中的求存之道，或可成為一種參照。長期關注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學者陳健民在《走向公民社會：中港的經驗與挑戰》曾指出：中國民間組織嘗試在意識形態、法律、政治及組織等四重障礙下，拓展其求存空間。雖然中港兩地的處境不盡相同，但我們仍可循著相關方向來思考。
首先，在意識形態方面，中國民間組織致力在官方意識形態主導下，建構另一套證明公民社會存在作用的合理論述。不過，近年香港新典範對公民社會持負面評價，並要求按愛國主義、國家安全及中國化等方向，重構政府與社會關係。基督教能否及如何爭取建構一套應對意識形態要求的合理化論述？就以基督教中國化為例：2023 年 5 月由香港基督教協進會舉辦的會議上，香港代表對「中國化」的論述，顯然有異於中國官方的論述；但即或如此，也引起對主辦方「靠攏」、「跪低」的批評。同時，也有香港教牧，如吳宗文牧師表達對這種「各自表述」不滿，批評在「國民身分和民族認同上」，「停留在模棱兩可或者避而不說的情況」。（註 4）
其次，中國民間組織要面對嚴苛的法律限制，一般以「掛靠」方式生存。相對而言，香港民間組織已具備合法性，其面對的挑戰，主要是近年政府在法律層面的立法與加強規管。隨著政府加強監管慈善團體的運作，以及在國家安全有關的立法下，基督教也須檢視其運作，以符合法律的要求。
再者，民間組織、團體在中國要熟悉地方政治，並尋求與基層政府及單位合作的策略，以建立「安全地帶」。有關策略，主要是避免觸及敏感問題及政府底線，並提供有價值的服務，以證實其存在的合理性；相對而言，香港基督宗教已藉教育及服務對社會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不過，教會仍須反思這種「伙伴」關係下，是否只成為政府指定服務的合約提供者，滿足於依賴政府資助的現狀。如何按自身的服務理念，自主地提供多元服務？這又涉及能夠額外開拓資源的挑戰。
最後，中國民間組織在資源條件方面，需要降低成本，或尋求海外資助及提供人才培訓。因歷史關係，香港民間組織擁有較豐富資源，且建立廣泛的國際網絡。不過，自 2020 年以降，大量香港人移民海外，對基督宗教展開不同事工，無疑帶來財政壓力。同時，政府近年對境外資金的高度關注，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23 條立法後，海外募捐及海外的宗教組織間的連繫，也成為須小心處理的課題。
沒有走過的路
「如同黑暗大海中的孤島群，每個孤島都在默默的做事，但看不到彼此。當孤島群中有船隻可以經過，經過時的閃光會讓孤島看到彼此，但閃光之後孤島又持續在黑暗中工作。」（註 5）這是學者李立峯引述一名受訪者對當前香港公民社會情況的描述，也可為本文作結。作為香港社會的一員，基督教只是孤島群中的一嶼，與其他香港人共同面對及經歷前所未有的「變局」，走在一條從來沒走過的路上。
變局下的徘徊，香港基督教需要辨識新典範與新秩序的「變」與「常」，接受各種「不可能」的制約，探索仍可能及有待拓展的空間，以實踐使命。變局下的徘徊，在孤島上默默做事的信仰群體，也許仍未找到出路，但仍有不願放棄的探索者忠於所信，在漆黑中摸索前行，彼此守望，在黑洞裡默默地鑿光。
附註：
1. 「基督教」主要指基督新教；「基督宗教」則泛指新教及天主教傳統。
2. 中國國家宗教局局長王作安指出：「講政治」即「增加政治意識」、「遵守政治規矩」、「堅定政治方向」及「強化政治擔當」。參王作安，〈做好宗教工作必須講政治〉，《求是》，2017 年 14 期。
3. 劉兆佳，〈港區國安法為香港的有效管治好基礎〉，陳弘毅等著，《香港國家安全法解讀：立法與管治》（香港：中華書局，2020），頁 80、84-85、94。
4. 吳宗文，〈對基督教中國化研討會的回應〉，《天風》，2023 年增刊備案號，頁 64。
5. 羅琪汶，〈側記一場全球香港研究的盛宴〉，《當代中國研究通訊》，期 35（2023 年 12 月），頁 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