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上神學思想的空白　

黃彰輝是台灣第一位享譽國際的神學家，是因為他在1953年日內瓦普世教會協會的會議上首次提出「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和平共存」，為台灣人民自決做國際倡議。為什麼會是在普世運動的場合？因為在他看來，這不單只是政治訴求，背後更有著基督信仰的依據，他堅信，上帝是愛，按著我們所是接納我們，語言、文化、鄉土及人權都是上帝的賜予。這促使黃彰輝後來在台南神學院及神學教育基金任職時，逐漸構成「處境化神學」（contextual Theology），並成為第三世界神學的先驅。

然而，跟另一位台灣出身的神學家宋泉盛相比，截至目前為止，教會卻甚少有中文專書或專文特別討論黃彰輝的生平與思想，殊為可惜。除了2014年，南神舉辦的黃彰輝紀念活動研討會，會後台灣教會公報社出版了論文的集結，第一本介紹黃彰輝的書《台灣人的先覺──黃彰輝》是2004年由望春風出版社出的，主要係以編年史的方式來記敘其從幼年至罹癌過世的一生。作者是黃彰輝在南神的學生張瑞雄，可惜卻鮮少提及其神學思想，篇幅上，也甚少著墨其在南神時參與長老教會倍加運動的本土宣教事工，和有份籌備東海大學創校期間與黨國基督徒周旋的始末。所幸，今年初終於有了玉山社所出、蔡榮芳教授寫著的第二本黃彰輝傳記《從宗教到政治──黃彰輝牧師普世神學的實踐》，為我們補上了這一塊空白。

正如台灣神學院教會歷史教授鄭仰恩在《從宗教到政治──黃彰輝牧師普世神學的實踐》代序中所言，這本新書其實不單想為「彰輝仙」作傳，更企圖以非基督徒的「局外人」角度，藉其生前言行，來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政治參與提供神學上的證成（justification）。這一點特別可以從作者夾議夾敘的寫作風格，以及其特意在黃彰輝生平的前後加上〈諸言：西歐基督教社會之政教關係，從保守勢力到自由主義〉與〈結論：過去與現在的對話，台灣建國及文藝復興之道〉看出。「歷史即是當代，黃彰輝處境化神學……從宗教到政治……在『後太陽花運動』的今日台灣社會、在受盡中國逼迫霸淩的今日台灣情勢，越發彰顯其重要性、急迫性，與適切性。」應是其寫作本書的初心。

其實，以自己的一生做神學，也是黃彰輝在晚年寫作回憶錄《回憶與反思》（Recollections and Reflections）的用意。在末了的〈跋〉中，黃彰輝以認識自己（Gnothe Seauton）來自況，說其所寫作的係「對自我認同未竟的探索」（Unconcluded Search for Self-Identity）。這指的正是被捲入台灣近代殖民政治變遷下，身為第三代台灣基督徒的他，如何顛仆跌撞地追尋自我認同的漫長旅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關心政治，因為我是一個台灣人，更因為我是一個基督徒，還因為我是一個基督教的牧師」「在自己的國家裡成為二等公民……極『毋願』的感受，不只影響了我的政治參與，也影響了我的神學。」

■身分認同的困境　

「活在殖民統治之下」，不只是一個抽象的表述，按照學者詹姆斯‧斯柯特（James Scott）在《統治與反抗的藝術》（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及《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的分析，弱者在威權社會中往往被馴化，被要求在各方面表現順服，而抵抗往往必須以隱藏象徵的方式進行，避免直接正面衝突。「二等公民」意謂著一個人如何遭受來自外在威權的審查，甚至內化成為自我規訓的過程，非但思想行動不自由，宗教儀式遭管制，連日常生活的對話都往往需要斟酌再三。

作為長子向來自尊心強、行事謹慎且懂事的黃彰輝，對二等公民有著最鮮活的體會。他取得東京帝國大學學位返鄉的途中，與分離四年的弟弟在船上重逢，不自覺用母語大聲交談。帶班同行的日本教官為此嚴懲其弟長達二小時，焦急不安的黃彰輝這樣描述：「穿上最好看的新日本裝，戴上日本大學四角帽，向日本教官行大禮。」在意欲開口據理力爭前，他瞥見弟弟遭罰跪驚恐的樣子，瞬間想到了作為二等台灣人的身分，心懷不平與羞辱地，為自己在公開場合使用「方言」致歉。

這種內在感受與外在大環境不一致導致的強烈情感衝突，後來緊緊跟隨黃彰輝一生，以致於他用「人格分裂」形容自己的遭遇和基督教的宣教困境，「我一生所面臨的危險是：一方面，在變化的處境中，要如何保存自我認同，另一方面，又要有彈性地認同該政治處境……今日基督教的宣教，也是同樣的情形。宣教經常在福音文本（text）與處境（context）之互動中進行。因此，必須作嚴厲的雙層檢驗（double criticism）。」

根據這樣的背景，我們便能清楚為何黃彰輝會用路加福音8章26～39節經文，做出令人眼睛一亮的去殖民處境化釋經。在這處經文中，當耶穌問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你名叫什麼？」他說：「我名叫群。」一般教會的釋經通常會把重點放在神蹟，把「被鬼附」等同精神疾病，但黃彰輝卻進而將「被鬼附的群」理解作「遭殖民者的多重身分認同困境」，把耶穌趕鬼治好的神蹟詮釋成上帝的好消息，要釋放因著殖民主義而活得人不像人的百姓脫離被擄受壓制的處境。

■處境中忠於上帝　

以局外人的身分，蔡榮芳在本書處理宗教對話及處境化神學的章節能準確地掌握黃彰輝個人際遇、基督教宣教使命，同處境化釋經三者間的意義關連，實為難得。不過，畢竟隔了一層，他在理解闡釋黃彰輝處境化神學的一些專門用語時，難免有疏漏。首先，上帝的「話語」（Text）與「經文」（text），他一概釋譯為「福音文本」並不恰當。黃彰輝在《探究神學教育的復興》（In Search of Renewal in Theological Education）中，清楚區隔二者，所有的經文都是從上帝的話語得出，並且指向上帝的話語。信徒必須與上帝的話語摔角，方能在處境中忠實於上帝的話語。

其次，處境（context）、處境性（contextuality）和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等神學概念雖彼此相關，但其實意涵仍有所區隔。處境，是一個含意豐富的神學概念。按照史蒂芬‧貝文斯（Stephen B. Bevans）的解釋，處境意謂著人類的經驗，這包括受限於文化及歷史的個人或群體如何理解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因此它並不是客觀的外在（out there），而係主觀意義建構出的（mediated by meaning）。因此，處境至少包含以下幾種意涵：首先，它是個人或群體的生活；其次，這樣的生活經驗只可能在文化脈絡中；再者，它往往意謂著個人或社群的不同社會位置（social location）；最後，它涉及社會的轉變過程。

據此而觀，處境是多而不是一，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那我們該如何擇取處境做為神學建構的起點？在黃彰輝看來，處境化神學要求做神學需嚴肅看待處境，但這並不意謂著所有處境都是同樣重要的，不是所有的處境都同辨識時代的契機或兆頭相關。做為上帝的子民，我們需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如何在歷史中落實，因此，神學教育需要進行跨學科的交流與對話。「『處境性』不單單是嚴肅且無差別地看待所有處境，而是在特別的歷史時刻對處境有所覺知同啟蒙（conscientization of the contexts）。這樣的覺知同啟蒙只能來自於介入與參與，從中得出批判性的覺察。真正的處境性會帶來處境化。二者係不可分割的，但卻是不同的。」

在另一篇文章〈神學教育──一個全球視角〉（Theological Education–A Worldwide Perspective）中，黃彰輝更強調，處境化意謂著「與上帝的話語摔角，以致於道成肉身的大能，也就是處境化的神聖形式，能夠鼓舞我們跟隨祂的腳蹤行，從事處境化（的神學建構）」。他進一步用死而復活來比喻處境化神學的方法論，「這是痛苦的過程，它意謂著死亡（去處境化），好讓我們得以復活（再處境化）。」更清楚地說，處境性與處境化是一種新的具辨證性的理論過程，它涉及的不只是字詞，更是行為，藉此可以打破理論與實踐的二分狀態。

在回憶錄中，黃彰輝用「處境化」為自己一生做了最佳的註解。他說，身為台灣人是處境，上主對他一生的召命是文本，「我所有的政治參與係以具體處境與特殊文本之間的掙扎為基礎。」或許，這一切始於他考取高等學校的那一天夜裡。他的父親與他有了一場男人對男人的嚴肅對話。他告訴黃彰輝，祖父改信的時候，決志成為傳道人，並且承諾要讓家中的長子都如此行。然而，他不願意逼迫孩子獻身，因為上帝給人寶貴的自由。黃彰輝在那天做了決定，要將自己的身體獻上當成活祭。他未來的人生方向就此定局。他的「毋願」處境化神學，也在那一天埋下了種子。

文章與圖片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579期，https://tcnn.org.tw/archives/77132，2021.03.28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