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報》刊出了趙天恩自美寄來的信函，點名批判長老教會與普世教協出賣信仰。

[公報總編按]一場基督教在台宣教百年大會，原本應是宣揚各教派合一精神的婚禮，或至少是記念宣教師腳蹤、歸榮耀給上帝的週年生日慶典，但因著政治勢力的介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卻與打著護教反共旗幟的黨國基督徒之間，演變成兄弟鬩牆的局面，長老教會更是成了遭弟兄們聯手陷害的約瑟……。

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曾慶豹針對這段1965至2015年間風起雲湧的台灣教會歷史，蒐集極多珍貴的史料，揭露被人遺忘或不想被提起的一段遭遇，認識這段歷史的進程，也認識政治如何深入地介入教會的宣教和治理。今日台灣教會的屬靈面貌及神學系譜，都必須從50年前的那場大會開始說起。本專欄自本期開始將每兩週刊登兩版，預計將分二十次連載刊登，敬請賞讀。

■本色化神學吻合政治情勢

趙天恩何以強烈批判差會及差會背景下的神學教育，何以激烈倡議本色化神學教育，他果真是時代的先知、或者他的呼籲與當時的政治現實有關？

我們很難明白何以初出茅蘆的神學生如此強烈抵制差會及差會相關的神學教育，差會真如他所言那樣一無是處，只有將差會去除才能辦好神學教育嗎？問題的重點應該在神學立場，不僅僅因為趙天恩在美國韋斯敏斯德神學院所受的神學薰陶，更可能是他某種程度參與了「護教反共」的行列。

在《華神通訊》中，趙天恩敘述個人蒙神呼召從事傳道與神學教育的經歷，他「進入學術有名、信仰純正的韋斯敏斯德神學院」後，「大量地吸收聖經真理」。求學過程中，他曾於1964 年休學並短暫到台灣做了一些考察：

我在台灣那年正是基督教來台百週年紀念的節期。我發現那個紀念的後面好像有普世教聯合一運動的影響。普林斯頓神學院院長馬克德被請為主要講員，所講的也不外於推動那個合一運動的話。1966年1月推動合一運動的人在台北首次與天主教舉行聯合禱告會。福音派人士大吃一驚，轟動一時，好像不知道那是普世教聯在世界各地推行已久的工作。身居異國的一群中國神學生聽到這類消息何不痛心！對祖國教會的關懷使我們在韋斯敏斯德的中國神學生常在一起討論本國教會的需要與難處。

趙天恩雖未直接批評普世教協，但字裡行間充滿了對合一運動的敵意，趙將北美自由派與基要派的爭論帶到了台灣。趙提及韋斯敏斯德神學院時，崇敬地以「學術有名、信仰純正」形容；說到普林斯頓神學院院長時，卻以輕蔑的言辭描述其演講內容，這位好鬥的華人神學生，將普林斯頓神學院與韋斯敏斯德神學院的對立搬到台灣上演。趙天恩在台灣豎起了韋斯敏斯德派的大旗，向普林斯頓派宣戰。

趙天恩何以如此敵視西方差會或宗派呢？他本身即是接受浸信會按立為牧師。答案就在一封英文信中。

1966年5月3日，《福音報》的頭版刊出了一篇「海外來鴻」，本信函據稱寄自美國費城，以英文書寫，由盧祺沃譯作中文，寫信的人署名為：「你們在主內的弟兄神學生聯會總幹事Jonathan Chao敬上」。這篇信函足以解釋趙天恩所有思想的「祕密」，以下列出其中一段供讀者了解：

我們是賓州費城附近各學校的同學。

貴報和各位忠心愛主為真理奮鬥，使我們這些「遊子們」很興奮也很敬佩。未想到這所謂「合一運動」和WCC的毒素竟然在寶島上蔓延。最近1月30日在台北舉行的「天主教和基督教聯合祈禱會」證明教會內的領袖離經叛道愚昧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起初是漠視聖經真理，然後漸在神學院裡「修正」聖經，再後便是不信「神的話語」（提後2：15）最後落到不敬虔的地步，隨著「異教徒」向虛無膜拜—與離經異端的天主教徒一起崇拜起來了。我們願意與你們全心一意站在一條戰線為真道而作戰（屬靈的戰爭）。無疑的這些創辦「聯合祈禱會」的人是有整套計劃要「合一」台灣的基督徒，並且偽裝是「在基督裡合一」，請叫信徒注意他們的印刷品，都是「開明」或「新派」人士執筆，完全背棄了「一次交付的真道」。

這封信足以看清楚所謂「本色化」神學教育，目的就是反普世教協神學教育。趙天恩檢驗台灣神學教育時，尤其點名批判長老會，他指名道姓批評的對象，包括黃彰輝、彌迪理、宋泉盛、張逢昌、鍾茂成等人（盧祺沃的翻譯又用一些強烈的字眼），說他們「未能脫離其西方宗派色彩」，是「神學的帝國主義」，而且還「恐嚇」台灣的教會若不成功抵制，將走向神學危機：

以長老會來說吧，她在台灣有100年了，還未能脫離其西方宗派色彩，蛻變成中國式的教會。宗派主義的防線加強，真正屬於中國人的本色教會就會受到抑制。

他甚至具體提供數字，昭告地方教會團結，維護福音派立場。所謂「中國式的教會」、「中國人的本色教會」云云，不是什麼大家熟悉的那種意義的本色化，其父親趙中輝就曾批評本色化神學是狗屁不通的東西，所以趙天恩的本色化不是特別的神學主張，其真正主張的與島內政治情勢吻合，並一併反對長老會與普世教協。

為激起危機感，趙天恩將長老會神學院和12間福音派神學院對比，具體比較兩種殊異的神學立場。數據本身即具高度政治意義，因為趙倡議的本色神學不是什麼溝通儒釋道或傳統中國文化的神學，而是「政治」神學，「三化異象」本質上包裝了政治議程，是「護教反共」的「福音呼籲」，這與之後他轉而批判中國大陸三自教會的神學和中共對基督教的態度是一致的。換言之，台灣當時的情勢說明了趙天恩憂心的，中國教會恐又再一次「易手」，如1949年前後大陸神學情勢，在台灣進行神學重整，即保障福音派不致於在中國或亞洲失去地位。趙天恩說：

中國教會當前之重要活動有三：（一）提倡本色神學。（二）重整神學教育。（三）新派教會正在企圖領導亞洲神學教育—這些都極需「福音派」信徒對中國神學發展的方向及內容作慎密的考慮。

■華神成立，去／再政治化

趙天恩10歲離開中國大陸到香港， 隔年到日本神戶，住了9年遷居到美國西岸，1964年到台灣，接觸賈嘉美、康竣璧等人，擔任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台灣辦事處主任。對當時連中文都寫得不怎麼好的趙天恩而言，「本色化」是一種政治修辭，目的是要割斷與普世教協的神學聯繫，若說「本色化」是一種在地化政治，他則明確反對黃彰輝的在地化神學，那也意味著，其隱匿的神學議程即是護教反共的政治現實，並將政治現實轉化成基要派語言，以神學教育實現護教反共的基底。

趙天恩的早熟是歷經戰亂和台灣政治意形態推波助瀾的結果，在台灣短暫一年，回到美國即「訂閱多種台灣教會報刊加以研究」，按他的說法「第一個異象的雛型就這樣形成了」。28歲的年輕神學生已經提出如此宏大的遠見，把信仰的呼召重點放置於「重整神學教育」。趙在美國究竟讀了什麼類的台灣教會報刊，做了什麼樣的研究？無疑地，他閱讀的多種教會報刊，不就是「愛國愛主」的《福音報》、被他點名糾正的《天橋週刊》，或者是1965年才發行的《基督教論壇報》，恐怕他讀不懂羅馬字閩南語發音的《台灣教會公報》，或打從心裡就已將長老教會的報刊當作批判的對象吧。

無視於台灣及香港已然存在的神學教育，趙天恩竟形容「中國神學界是一片荒蕪」，說明他認為當時存在的神學教育均是有問題的。因此，他對本色神學的推動即是在神學教育上「收回教育權」。所謂中國人辦神學教育，並不是那類以中國文化或中國社會為主體的神學教育或思想，說白話些就是神學教育與政治認同結合起來，「護教與反共」成了趙天恩一生經營的思想路線和工作特性。

以美國基要派的鬥爭來環視台灣，再將觸角深入中國教會，「新派」在趙天恩的眼中本質上即是一種帶有明確政治意味的神學。從外觀看來，他以正統或福音派自居，同時又批判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三自教會。他的努力不是一朝一夕，他的神學啟蒙來自（反共）政治啟蒙，傳福音的理想、打擊長老會自由派神學與攻擊普世教協（宗派神學），三者工作並行不悖。

中華福音神學院於1970年正式開學，但根據戴紹曾的說法，歷經五年禱告和籌劃，意味華神的成立又與1965 年有關，是否醞釀於第一屆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就不得而知了。

華神創立之初的董事會董事單位（以筆劃為序）及其代表為：中國佈道會（譚約瑟）、中國信徒佈道會（姚國祥）、中華海外宣道協會（盛禮約）、地方教會（吳勇）、行道會（魏保羅）、使者協會、拿撒勒人會（何思德）、校園福音團契（張明哲）、海外基督使團（許公遂）、浸信宣道會（明雅各）、循理會（范彼得）、貴格會（包立漢）、台灣聖教會（王思恩）、遠東宣教會（何梅德）、學園傳道會（臺雅各）、歸主協會（謝福格）、環球佈道會（司美玉）、靈惠堂（許書楚）。董事（以筆劃為序）為：毛克禮、連易宗、寇世遠、薛玉光、謝明山、戴伯福、韓偉。董事會職員為：吳勇（主席）、張明哲（副主席）。由於董事會中主要都是一些「機構代表」，「超宗派」之意本身即是帶有去／再政治化的色彩，這意味著其神學底蘊是相當膚淺的（去政治化），本質上，由於主要是機構代表，與教會沒有太直接關係，因此華神的功能主義和實用之用之傾向也特別明顯（再政治化）。

吳勇作為華神董事長，正說明了華神的去宗派立場並不意味著去神學，他們的去宗派做法即是為基要派的神學找到了立足點；換言之，這個神學院的創立之初，也不真是要什麼樣的「神學」教育，而是「功能」編組擴大教會政治的資本。據說，吳勇後來對於華神的「教育」走向表示失望，所以另起「基督門徒訓練中心」，此一中心基本的班底大多畢業於華神。

1973年，華神曾舉辦了一次別開生面的「神學有獎徵文比賽」，主題是「現代基督教神學之源流與發展趨勢」。令人好奇的是，這真的是徵文「比賽」嗎？現代神學不是新派神學嗎？究竟要比什麼？是要比誰能指出哪些神學是離經叛道嗎？這項徵文比賽還真是有趣啊！(完)

(作者為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文章與圖片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3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