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度，一般被認知為濟度孤魂滯魄，召請「好兄弟」前來傾聽經聞懺、普施法食，本是被中國閩南移民挾帶入台灣的民間習俗。道光年間丁紹儀所寫的《東瀛識略》便有「南人尚鬼，台灣尤甚」這樣一筆民俗素描。然普度最早起源於佛教「盂蘭盆會」，流傳到台灣早已佛、道混合，這兩者基本的宗教觀是不同的，佛教的盂蘭盆會，最重要是孝親報恩；而地官赦罪、普施餓鬼之說則來自道教。數百年來，每年農曆7月中元普度乃成為台灣重要年中歲時，各地大小宮廟和台灣底層庶民階層投注的人力財力物力，難以計數。

日治時期昭和4年（1929年）開始，全台普度活動具指標性的幾個城市，包括基隆、艋舺、台南等地，一群台灣民眾黨外圍組織的「勞働青年會」成員，發起「反對中元普度」運動。其中最積極的是台南的「赤崁勞働青年會」，1929年舉辦演講、發表〈反對普度宣言〉。隔年1930年9月，莊松林、林宣鰲、林占鰲、林秋梧、朱點人、廖毓文等人，更集結一年來有關反對普度、破除迷信的文章，編印成《反普特刊》，由林占鰲、林宣鰲兄弟所經營，位於台南本町（民權路）的興文齋書局發行。

《反普特刊》作者群十分多元，各篇反普論述的批判點也做了巧妙的區隔，顯見編輯群具有高度戰略意識。分量最重的卷首文〈我們為什麼要參加勞青的反普運動〉，作者林秋梧原為文化協會辯士，1927年於開元寺出家，法號證峰，1930年3月甫自日本駒澤大學畢業返台，以出家僧眾的身分加入台灣民眾黨、台灣工友總聯盟、赤崁勞働青年會。〈我們婦女對於普度應取的態度〉出自台南溫卿女士之手，是全書唯一女性作者，編輯並以此預告台南婦女青年會將重新出發。最後，更重要的是網羅3篇反映迷信現象的文藝創作：文苗（朱點人）〈城隍爺惱了〉、廖毓文〈一種的詐取〉，以及KK（莊松林）的獨幕劇〈誰之過〉，這三篇創作繼承了文化協會以降，台灣文化人以貼近民眾的方式進行文化啟蒙的實踐路線（諸如新劇、演講、電影巡迴等），也讓《反普特刊》不只是運動文宣，而具有大眾文化刊物的性質。

於今，回頭翻閱這本《反普特刊》，重新檢視這段歷史，這群「反對者們」槓上存在台灣社會數百年的舊慣民俗，幾乎等同與某種約定俗成的傳統生活方式公然作對，所欲彰顯的是什麼樣的價值觀？這激進的行為與論述之中，又隱含了怎樣的現代性與進步性？

在民間信仰，普度有其歷史和社會淵源，但前後長達1個月的活動勞民傷財，過度耗費物資、動員群眾，所形成的集體氛圍足以形成一種強大的社會制約，祭拜、擺筵、出錢、出人，對宮廟、商家自是利多，但對原本就在基本生存線掙扎的清寒家庭，則是巨大負擔。

蔡胡夢麟《嶽帝廟前》書中就曾描述這種窘境：「修廟已捐出些錢，落成祭典又有緣金分攤，建醮那天要上供，每家多則八大碗，少則二大碗，不用說要用錢。……家中最後普度那一天要請客，場面要鋪張，樣樣都必須錢，但是錢從哪兒來？」當時，蔡胡夢麟已經就讀台北醫專五年級，決定把每學期存在學校的畢業旅行基金56元提領出來救急，放棄了畢業旅行。其他清寒家庭，只有舉債一途，無疑雪上加霜。

以上種種有形的鋪張行徑，在這批年輕生猛的文化人眼中，可以化約為兩種壓迫：強迫消費的經濟壓迫、作為廟境居民的社會制約，這兩種實質的壓力會造成關懷面的窄化。而當民眾被拘限在思想傳統、債務困境時，就無心無力體會其他無產者、失業者的苦難，導致民智不開，社會退步，於是更方便支配階級掌控，如此往復循環。所以，他們在方法上提倡科學、注重教育，要從根本思想解套，甚至主張「廢普興學」，寧可將過度浪費的資源用在更具意義的教育事業上。至於救濟孤魂那種抽象的慈悲心，應該合理轉換為關懷當下無產者失業的困境，不作資本家或支配階級無抵抗的順民。這樣清晰尖銳、從社會現象探究思想根源的論述猶如平地一聲雷，炸響了1930年代，即使2019年的今天重讀，仍令人肅然起敬。

歷史長流奔騰，時光轟然流逝，每個世代都有挑戰威權和既定成俗的「衝組」，透過《反普特刊》，我們看到這群文化人，把現代性的文化觀及啟蒙心態更加銳化，不只反殖民、反封建，而以大無畏的精神面對數百年的積習，勇於為弱勢族群橫刀而立。透過測量一個人所反對的事物，可以衡度他思想的格局；透過他所想對話的對象，可以知道他立足的高度。他們啟蒙與對話的對象不只是受教育者，而是台灣底層向來被視為順民的父老姊妹，因為思想桎梏不除，他們永難掙脫有形無形的壓迫。反對普度，是希望社會資源可以合理分配，民眾可以過節約、有度的生活。打倒迷信，是想要解脫普度及其引申的各種枷鎖。能思想，才能得自由。

文章與圖片出處：<台灣教會公報>第3492期

相片提供：葉瓊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