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談到跨文化海外宣教這個主題，我想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於這領域的誤會是比較多一點；多數沒到過非洲現場的人，幾乎都認為到偏遠地區向窮人工作相當辛苦。而這些畫面其實都是我們用自己的理解力想像出來的，事實上現實和想像是截然不同的。

■非洲黃豆推廣與宣教

對於海外宣教，以我自己的經驗來看，應該是要到我們不熟悉且非鄰近的國家。事實上以我個人而言，宣教過程中，在當地所學到的東西遠比付出的更多，是一個相當快樂的經驗。台灣人認識我最多的是我的黃豆推廣工作，常見的是教他們如何正確使用與食用黃豆（從黃豆煮出非洲當地的日常飲食，而不是製作豆腐）。

在非洲大學中我任職於生物化學與社區衛生學講師。在當地推廣黃豆事工是我個人課外活動之一，因此領不到任何的研究經費補助。但人生的變化是相當有趣與奇妙的，我只是一個普通的教師而已，這項法定工作無法讓我成名，反倒是黃豆推廣上的成就在宣教界聞名，然而黃豆工作的成就已大到使我成名怕了。

人一成名會有一大堆的麻煩事，也就是「樹大招風」。因為我沒有念過神學，所以我不敢稱自己為宣教師。但是非洲國家政府執政越來越差，同時又把政績差的原因歸咎於殖民政府官員或者是白人跨文化海外宣教師的身上。幸而我沒有宣教師的身分，雖然得不到教會經費的補助，一直都是自掏腰包拚命地工作，但8年來我是一個很快樂的人。

從起初到末了，最後在日本研究回來台灣一共10 年。當我再次回到加拿大和台灣時，10年不見的朋友們都說我越看越年輕，我想這跟我喜樂地服事有關係吧！因此1996年的醫療奉獻獎頒獎典禮中，我的得獎感言裡特別強調海外服務不是偉大的犧牲，而是偉大的享受。若是犧牲就不會越看越年輕。

■宣教享受多於犧牲

其實在猶大人的智慧書裡頭，強調人生有兩種：一個是為自己而活，另一個是為別人而活（特別是為了貧窮困苦的大眾而活的話，永遠不會老）。我在非洲的宣教朋友都不認為這是犧牲。跨文化海外宣教師的服務族群是以貧窮困苦的大眾為主，常常會遇到需自掏腰包的情況。對外行人來說的確是偉大的犧牲；然而對宣教師來講是偉大的享受，是夢幻般的生活，並且到越落後的國家越能經歷上帝同在，這樣的經驗比待在富有國家的大都市還多。

這種工作不是靠志願，而是上帝有特別呼召的人才有可能做到的，而被呼召的對象可能從年邁的老人到年輕的少年都有。我在非洲能夠做到轟轟烈烈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從不同的文化角度觀看非洲的問題並融合在工作裡頭。因為我到非洲的時候是極少數的東方人之一；而自小我在日本長大直到小學五年級才回到台灣；且曾在加拿大留學8年，因此我能夠從北美洲、日本和台灣的文化角度觀看非洲的問題，當地卻沒有多國眼界的宣教師。北美洲宣教師到非洲的宣教方式與做法我都能夠猜得到，但我在非洲做的工作或者做法， 很多都是歐美宣教師們不敢碰也做不到，甚至我也能夠做他們不想做的工作，因此時常成為他們忌妒或是羨慕的對象。

以上我都是歸於東方人的角度才看得到。從東方角度我是這樣看的，把台灣放在我的眼前，從台灣到地心的角度我稱為零度。以台灣比喻，任何人的眼睛都是看前方，無法從後面看我們的問題，從上、下及側面都看不太清楚我們的問題，但因為有上帝的帶領我能有轟轟烈烈的突破。

我自己早在許多年前、許多場合，強調成功需要三個因素：1. 適當的人選；2. 適當的時間；3. 適當的地點。然而適當的地點和時間我們都不清楚，至於適當的人選則是上帝挑選的工具，也許常是不起眼的平凡人（參照哥林多前書1章26～28節）。同時在宣教過程中，有很大的成就與突破，也不應該有任何誇口的行為。離開台灣到更遙遠的地方，文化角度的差異性會更大，所以能夠學到的、看到的應該會更多。

■跨文化宣教的要素

也許是文化差異，對於「跨文化海外宣教師」的定義我覺得有點模糊。舉例來說，台灣的海外宣教師大多到北美的台灣人教會工作，這種現象無法稱為跨文化宣教，因為都來自同一文化。從美國留學回來的宣教師們（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屬於差派出去宣教），但是國籍與故鄉都在台灣，回到台灣宣教也不能算是跨文化。絕大多數的地方，認為跨文化海外宣教師有兩個不可或缺的要素：一、生命曾受上帝感召並經歷生命的改變（重生）；二、上帝的呼召。

上述這兩點與是否畢業於神學院並沒有直接的關係。1980年前，經由統計後，非洲基督徒人數已經達到非洲人口的一半。不同於我們一般的思維，當地教會期待外國宣教師們協助解決生活困境大於福音需求。目前的非洲大陸雖已脫離我們認知的「黑暗」（黑暗即不了解的意思）大陸，但仍是受貧窮、缺乏營養、飢餓之苦的第三世界。而我在當地的服事工作，也是針對他們的需求來提供協助。

非洲的基督徒並不要求達到與宣教師母國同等的生活水平，只是營養及醫療衛生方面若能改善的話，比較能維持他們基督信仰上的信心，反之若無法改善的話， 他們很容易動搖而回頭相信傳統非洲宗教。

■非洲宣教團體的三種類型

通常會到非洲跨文化宣教的團體有三個類型：第一類型是神學院畢業；第二類型為醫療人員、農技人員、教育人員（唯獨中小學教師需經由半年至一年的神學院訓練）；第三類型為短期宣教團隊（又名「親善訪問團」），在一個地點待數週並提供簡易服務（例如義診或短期電腦課程等）。其中，第一、二類型通常為期兩年，期間有返鄉休息與前往各教會分享海外宣教經驗的時間，約1～2個月。

我在非洲以上皆非，卻一向被認為是很有影響力的跨文化宣教師，也得到同行的認同。在宣教世界中，有被神呼召的，但也有自告奮勇而去的。在工作態度與成就很容易有明顯的差距！有呼召的基督徒都知道這項工作是為了榮耀神；沒有被呼召的往往將重心擺在建立聲望與權利，似乎與為神工作相左了。因為還不清楚有沒有神的呼召，待確信有呼召再去宣教也不遲，相關經節出自馬太福音8章21～23節，即每個基督徒身上都有神所定的計畫與旨意，所以要去了解神的旨意為何。

■建言與執行的落差

許多神學院的教授們、神學生們對於我沒有從神學院畢業而從事跨文化海外宣教總是有點不放心，同時也給了許多建議。我了解他們的用意是好的，但就實戰經驗而言，我想我已經累積了不少。跟您分享兩則小故事，關於從台灣角度提的建言與實際執行面的困難。

第一個小故事發生在幾十年前，一位神學院畢業的姊妹出現在我的面前，突然給我台幣3000元，同時也分享了許多她個人建議。主要是以拍影片的方式來介紹黃豆的使用方法給當地人看。她個性格剛硬，說話好比機關槍般地掃射，我幾乎無法回應這方案的困難度，就這麼結束了對話。

放影片在台灣行得通，可惜在非洲不太可能。因為從寫劇本、拍片器具、找演員、後製剪接等，都需龐大的經費，3000元根本不夠。再者，黃豆一向是非洲政府的經濟農作物，不得隨意買賣或公開教他們食用方法。倘若要在夜間放映影片，當地的警察是會拘捕的，檢查、罰單、沒收樣樣來，為了躲避他們，我似乎要帶著器具打游擊戰了。最後，因為夜間是各種蛇類與爬蟲類出沒覓食的時間，晚上除了燈火通明的繁華都市外，沒有人敢外出。夜間郊區也沒有安全的道路，大多用手電筒摸黑，所以日落後當地人幾乎都是回到各自的家不再出門。綜合上述，在晚上放電影是最不可行的方式。

第二則小故事是，一位神學院宣教學教授曾去過美國、德國等繁華都市，但是從來沒到過落後世界或是發展中的世界。一日，他請我到神學院他的研究室補習跨文化海外宣教，他起初認為我沒有念過神學院所以什麼都不懂，應該要好好地教育一番。當他開始講的時候我沒有做筆記，他很不高興。因為他說的話我都懂，我也在一些著作上寫過，我更期待的是他能講我沒有寫出來的東西。於是我們就這樣不歡而散分開了。其他也有許多人很好意請我去與別人見面，但那些對我又有什麼幫助呢？這個是台灣人、本地人對我的關心。（待續）

（作者為非洲宣教工作者、第六屆醫療奉獻獎得主）

文章及圖片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29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