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宋澤萊 其人其書 宋澤萊，本名廖偉竣，1952年2月15日生，台灣雲林縣二崙鄉人，2013年國家文藝獎得主。 1976年自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後任教於彰化縣福興國中，1981年獲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寫作班，2007年自教職退休後攻讀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並於2012年考取成功大學台文所博士班。 除了作家與教師的身分，宋澤萊同時也是台灣本土意識及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旗手和理論的奠基者，曾結合同好創辦《台灣新文化》、《台灣新文學》、《台灣 ê 文藝》等雜誌。作品曾獲吳濁流小說及新詩首獎、時報文學獎推薦獎、聯合報文學獎佳作獎、吳三連文學獎、東元科技人文獎、巫永福文學評論獎等肯定。 1978年，宋澤萊以「打牛湳村系列小說」轟動文壇，成為鄉土文學新生代作家的代表人物。兩年間又出版呼應寫實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風格的《蓬萊誌異》等5本小說；1980年一度轉向參禪； 1985年以《廢墟台灣》復出小說界，獲選為當年度台灣最具影響力的書籍之一；1994年創作魔幻寫實長篇小說《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2001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熱帶魔界》揉合了寫實、魔幻、大眾的文學技巧，神奇莫測；2002年出版短篇小說集《變成鹽柱的作家》。 除小說創作，尚著有梵天大我散文集《隨喜》、詩集《福爾摩莎頌歌》、論著《禪與文學體驗》、《台灣人的自我追尋》、《台灣文學三百年》以及台語詩集《一枝煎匙》、《普世戀歌》等；2012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天上卷軸（上）》為最新作品。 「文學家是一個廣義的預言家，他們的作品實際上是一種廣義的預言，因為我們都知道： 文學作品一直宣說事情的可能性。」2013 年，宋澤萊成為第17屆國家文藝獎得主，他在得獎感言〈人心的剛硬與難寫的預言〉中娓娓道出文學作為一種預言而存在的歷史。 說到預言，宋澤萊1985年出版的作品《廢墟台灣》或許正是最好的寫照。該書講述台灣因為核電廠爆炸成為與世界隔離的孤島自生自滅，想不到隔年烏克蘭車諾比核電廠真的發生爆炸，輻射污染隨著氣流飄散全世界，文學家的預言不幸應驗，此書一躍成為當年度最具影響力的書籍之一。而這個預言，在2011年日本福島核電廠再度應驗，《廢墟台灣》又暢銷了一次。宋澤萊說，自己並非先知，只是寫作當時台灣的執政當局發下豪語要興建20座核電廠，然而社會上反核的力量卻非常薄弱，政治上又處於戒嚴時期，他只能隨手遊戲性質地寫下這本反核的「文宣品」。當時報社因為反核議題敏感不敢刊出，小說慘遭退稿，後來才蒙出版社青睞得以出版，卻也不幸言中人類根本無法處理核災浩劫的慘況，他希望這本書永遠不要再有機會暢銷了。 ■獲獎的殖民地作家 雖說文學家是廣義的預言家，宋澤萊說自己卻從來沒想過會獲得2013年的國家文藝獎。以前，也曾經有幾個人幫他提名，但是都沒有獲獎。因此，本次當同為文學家的林文義有意提名他時，他曾勸阻，要林文義不必費心勞力，因為不可能得獎，但是最後結果卻很意外的獲獎了。 然而，宋澤萊不認為這個獎能使他「出人頭地」。他曾在得獎後前衛出版社替他舉辦的簽書會上說：「我已經在這個殖民地整整活過60年，在40年的寫作生涯中，深深體會到殖民地的作家需要3倍的努力，才能讓人知道他的名字。因為我們使用的語言不是我們所熟悉的語言，傳播媒體又控制在殖民者的手中，我們很難被人知道。」宋澤萊舉了個例子，日治時期，日本人西川滿和台灣人龍瑛宗都是小說作家，只要有一些小說素養的人都知道，西川滿的小說其實是笨拙的，龍瑛宗是優秀的。由龍瑛宗的水準來看西川滿，就會覺得西川滿的小說不像小說，簡直和說書沒有兩樣。但是，在文壇上，有名氣的還是西川滿，掌權的還是西川滿；龍瑛宗簡直沒有什麼重要性，況且還要低聲下氣，才能在文壇裡扮演一個被殖民者利用的角色。 宋澤萊認為，戰後也差不多是這樣。台灣的處境，既不是後現代，也不是後殖民，台灣就是一個殖民地。這是一個殖民者的世界，被殖民的人只能認命、加倍地努力。由龍瑛宗來反觀自己，就會看清楚這個事實！不過，這個獎將會使更多人知道台灣有「宋澤萊」這個作家，這一點卻是無庸置疑。 ■寫作癒療成長傷痕 關於持續寫作不輟可能的原因，宋澤萊回溯到自己的童年。他是暴力家庭中長大的小孩，幼年、少年、青少年的歲月比較難挨，尤其是突然的日本式毆打很難承受，不過還是熬了過來，也從小就培養了面對暴力、恐嚇、威脅的忍耐力。大概也是因為如此，到了17歲左右，身心兩方面開始發病，患了嚴重的腎結石，常常疼痛，大量出血，19歲上台北去念師範大學時，已經沒有辦法在教室的椅子上連續坐2個鐘頭，常常必須躺在學校宿舍床鋪上休息。家裡的人認為腎結石死不了人，不願管這件事。宋澤萊只好自己買了中藥和西藥來服用，吃藥之後的副作用讓他開始畏光、害怕噪音，出現神經衰弱的症狀。 宋澤萊認為自幼以來他的心靈就缺乏光明，而這正是暴力家庭小孩的共通現象，加上看到自己大量出血，感到和死亡很接近，常覺得自己會死，有一種臨終的感覺，對死後的世界開始有直覺性的領悟。當時對不幸的人、事、物有一種親切感，覺得四周圍常被身心破碎的人或是死者的影子所圍繞，精神狀態是相當悲慘的。 那時，他在大一的國文作文課發現寫文章能使精神獲得舒緩，因此，開始寫小說，也開始投稿，作品就登在台灣大學外文系系主任顏元叔所創辦的《中外文學》雜誌上面。宋澤萊說，他當時還不知道這就是所謂的「敘述治療」的效果，也不知道其實那些作品很有深度，因為那些作品充滿黑暗童年記憶以及大量死亡、可憐的人們。寫作的風格一直到23歲大學畢業後才逐漸改變，甚至有時文字變得頗為美麗，但是仍然無法擺脫描寫可憐的人們。宋澤萊認為這有幾分和耶穌不斷找尋可憐的下層人們當祂的夥伴一樣，而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鄉土文學的代表人物 大學畢業後，宋澤萊開始由「心理小說」轉向「農村小說」的寫作。宋澤萊說，他是農村長大的小孩，20幾年來幾乎都待在農村裡，大學4年的寒暑假也都待在家裡，常到田裡勞動。從小，若不讀書，常必須去田裡幫忙種田，大抵就這麼一天度過一天。插秧、割稻、種菜、種瓜果……都必須幫忙做，對農村裡裡外外都非常熟悉，因此，寫起農村小說是得心應手。 服兵役時，身為少尉特遣官的他，主要任務是巡查南台灣的海岸線，防止政府認定的「大惡人」陳菊、李敖等人偷渡出境。當時腎結石不再那麼嚴重，身體開始轉好，就利用閒暇寫作，挑選自己最熟悉的題材，針對往日農村所見的瓜農被農會、商人剝削的現象寫了一篇短篇小說〈打牛湳村〉。想不到，發表後文學界為之震動，認為這篇作品寫出了農村最深刻的問題，宋澤萊從此成為1970年代鄉土文學的重要代表人物。 宋澤萊還為整個村莊的稻米被一個糧商騙走的事件寫了一篇小說〈糶穀日記〉，這都是真實發生過的往事，很難想像世上居然會有一個村莊所有的稻米都被糧商騙走的怪事，但的確發生了，由此可見當時農民是如何可憐！事實上直到今天，農民的處境依舊沒有改善，無法擺脫這種被剝削的命運。(待續) 文章與圖片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24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