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9月末的一個晚上，當托爾斯泰領著新娘索妮婭抵達波良納莊園的時候，那棟房子已經不是15年前他繼承時那座有36間屋子的大宅邸了。為了償還賭債，托爾斯泰被迫賣掉房子的主體，這部分已經被運走，剩下的只是兩個不大的側翼。一側做了托爾斯泰為農民子女開辦的學校；另一側則歸托妮姑媽和托爾斯泰本人居住——這棟房子遠非18歲的新娘索妮婭心目中的宮殿。 35年之後，索妮婭回到莫斯科短暫居住，她這樣回憶當年在波良納度過的第一個星期：「屋外是污泥，屋內是塵埃，庭院骯髒，我和列夫‧托爾斯泰住的兩個房間也髒。4個老鼠夾成天咔嚓、咔嚓響個不停。老鼠，沒完沒了的老鼠！房子陰冷，天空晦暗，細雨連綿；提燈穿過泥濘走在一棟房子到另一棟房子的路上，四周一片死寂，令人傷心沮喪。」這顯然不是美好的回憶。 這就是俄羅斯的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巨大差別—— 然波良納還曾經是一所顯赫的莊園。但既然成為托爾斯泰夫人，就得接受波良納的生活——索妮婭逐漸愛上了這個鄉下莊園，尤其是它起伏的田野、大片的樹林、絢麗的野花，還有池塘和小河。索妮婭與托爾斯泰在這裡度過了長達48年愛恨交加的生活，並為丈夫養育了13個孩子。 ■萬物在這裡生長 托爾斯泰最重要的作品差不多都是在這個平凡的莊園裡完成的，他曾說過：「對我而言，波良納就是俄羅斯。……若是沒有我的波良納，讓我去描述俄羅斯和闡明我對它制度的看法，那一定是困難的。」在托翁於1910年去世並被埋葬在旁邊的峽谷之後，波良納成了俄羅斯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的一處聖地。 波良納莊園是母親留給托爾斯泰的遺產，是一座按照英國風格修建的莊園。雖然地理位置偏遠，規模卻相當龐大，據說步行2、3個小時都走不出莊園的地界。莊園的大門還保存著當年的格局，是左右對稱的兩個雪白塔樓，中間的大鐵門已拆除，遊人購票之後可直接入內。 走進大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條兩邊都是參天椴樹林的寬闊道路，這是進入莊園的主幹道。沿著這條平整的沙石路往裡走，道路旁邊的小路是托翁經常散步的地方，特別是寫作《戰爭與和平》期間，文思滯礙時，托翁差不多都在這條路上獨自漫步和沉思。俄羅斯的森林和草地、水和天空、飛鳥和馬匹，給了這位大地之子無窮無盡的靈感。 後來，寫作《復活》的時候，在大雪覆蓋的冬天，托爾斯泰也常常在這裡與家人一起玩雪橇遊戲，正像他日記中記載：「腳下是寒冷而僵硬的大地，周圍是高大的樹木，頭上是模糊不清的天空，我發覺自己的身體，頭疼。構思《復活》把我弄得非常緊張。而且我知道，我對僵硬而寒冷的大地、樹木、天空，我的身體和我的思想——所有這些只是我五種感情的產物，我的觀念——我構思的世界都感到萬物的生命。」經過漫長的冬天後，波良納美麗的春天到來了，托爾斯泰一大早便出去散步，將最早發芽的橡樹和柳樹的枝條採回來送給孩子們，這是春天的禮物。 ■愛上帝愛親人 波良納正屋前那棵大樹叫「貧者之樹」，托翁經常與附近農民在樹下交談，給予他們各種各樣的幫助。托翁走了，樹卻成為歷史的見證，成為「托爾斯泰主義」最為直觀的注釋。托翁的作品經常出現農民的形象，他長期與農民保持密切聯繫，甚至與他們一起幹活——偌大的俄羅斯，這樣的伯爵恐怕只有他一個。 托爾斯泰在一封給農民讀者的信中寫道：「愛上帝，意思是：愛善行和盡可能接近、達到它；愛親人，意思是：像愛自己的兄妹一樣，愛所有的人。我致力做到的正是這一點，也僅僅是這一點。」他不僅致力改變波良納莊園及周圍農民的生活狀態，還直接寫信給沙皇替農民申述種種不公。做這些事情時，托翁獲得了比文學創作還要大的安慰：「我欣慰的是，我能夠盡力完成主賜予的教誨：為建立一個我們大家都嚮往的上帝的天國。」 屠格涅夫逝世前不久曾到波良納莊園作客，與托爾斯泰徹夜長談。屠格涅夫希望托爾斯泰將時間和精力集中到寫作上，因為只有文學才是不朽的。但托爾斯泰顯然不這樣認為——在進入垂暮之年後，他竟然勇於「放棄文學」，去探求一條通往「上帝的天國」的道路。那是一道窄門，走的人不多。 ■把喇叭轉向門口，讓他們聽到 進入故居前，得換上門口裝在一個大竹筐裡的皮套鞋，以免鞋跟傷害木地板。宅邸裡各個房間完全按托翁生前的樣式陳設。托爾斯泰研究專家夏伊勒這樣描述道：「除了起居室，所有的房間都陰暗狹小，儘管托爾斯泰進財添丁後，兩側都進行了擴建。房間裡的陳設也很樸素，傢俱簡單堅固──只有長沙發上舖著軟墊。房子裡有幾塊地毯。但無一鋪在臥室。顯然，托爾斯泰期望人們冬天穿上毛氈靴或韌皮鞋，以免臥室光禿禿的地板凍腳。」一樓首先是一間候客室，同時是書架成群的藏書間。這裡有數萬冊的藏書，其中還有日文和中文書籍，托翁是一個博學的哲人，對東方哲學也有研究。 我們從狹窄的木樓梯上了二樓，這裡是故居中最為寬敞的一個大廳。牆上掛著許多精美的肖像，有托爾斯泰、索妮婭及家族祖先的肖像，作品都出自大家之手，如列賓和克拉姆斯科伊等人。大廳中間有一張長長的餐桌，托爾斯泰家人丁興旺，共有13個孩子，還經常有客人來訪，如屠格涅夫、契訶夫、柯羅連科等藝文名宿，因此這張長桌比尋常人家餐桌長得多。當年的鋼琴和留聲機還擺在原來的地方，留聲機是愛迪生專門送給托爾斯泰的禮物，可惜直到生命最後幾年，托翁才得以享受這一新奇的科學發明。 在托翁晚年時擔任其秘書的瓦‧布林加科夫，生動地記載了當時如何使用這台珍貴的留聲機：「留聲機先放出托爾斯泰的講話，而後放庫別裡克、派特季、特羅揚諾夫斯基的演奏和歌曲。這期間他幾乎一直沉默不語。」這時，托翁卻提出：「應該把喇叭轉向門口，那樣他們就能聽到了。」 「他們」指的是那些僕人，「他們」正擠在前廳的樓梯上，通過欄杆向大廳內張望，留神捕捉留聲機傳出的隻言片語。托翁時刻惦記著這些卑微的僕人，他從來不打罵他們，在僕人們眼中他是一位「好心的伯爵」。即便如此，托翁仍然為「主人」和「僕人」之間懸殊的身分感到羞愧——貴族的身分帶給他的不是榮譽，而是恥辱，但他無法重新投胎於一個農民家庭，甚至無法完全更換如今的生活方式。他被牢牢地限定在一種等級制度中，社會制度強於個人的良心。 ■素樸生活中實踐信仰 走進托爾斯泰故居的心臟——對於一位偉大的作家來說，最重要的地方不是餐廳和寢室，而是書房。又是一個小小的房間，書桌也小得可憐，跟今天某些公司老闆的辦公桌相比，簡直像是小學生使用的課桌。很難想像，《戰爭與和平》和《復活》這樣的巨著，居然就在這樣一張小小的書桌上寫出來。瓦‧布林加科夫這樣描繪托翁寫作時的場景：「一盞帶有白色燈罩的、細長的小油燈恭敬地立在工作檯突出的一塊小木板上，照著托爾斯泰。他皺著眉頭不停地寫著，寫完一頁，翻過一頁，也不墊一張吸墨紙，致使未乾的墨蹟印在桌子上。」寫作這個時刻，托翁是全身心地投入，他自己創造了一個超現實的世界，一個比波良納和俄羅斯都更為廣袤與豐富的世界。 在這張托翁工作了數十年的書桌旁，放著一個托翁親手設計的書架。可惜的是，原件在1941年德軍入侵期間遭到破壞，如今這個書架是按照托翁親手繪製的圖紙復刻的。戰爭期間，波良納莊園淪為德軍第二坦克集群司令部。德軍元帥古德里安曾經坐在托翁最喜歡的躺椅上忙裡偷閒地閱讀《戰爭與和平》──而德軍覆亡的預言其實就隱藏在這本巨著當中。 書桌上方掛著幾幅俄羅斯常見的聖像畫，一張是馬利亞抱著小聖嬰，另外兩張是美麗的天使。每當鋪開稿紙寫作的時候，聖母、聖嬰和天使都陪伴在托爾斯泰身邊。托翁是一名「個體的基督徒」，他譴責教會是沙皇政權的幫凶，因而被革除教籍，但他仍堅信每個人都能以自己的方式接近上帝，信仰無需獲得教會認可。對於信仰，托爾斯泰從不炫耀，他不認為「因為我是上帝揀選的人，所以我比你更高貴」，相反地，他在信仰中看到自己無法擺脫的罪，他因信仰而懺悔、因信仰而哭泣。晚年的托爾斯泰時常情不自禁哭泣，在寫作的時候，在吃飯的時候，在與農民一起聊天的時候，在騎馬漫遊的時候……這位白髮蒼蒼的老人，眼淚比任何人都多，哭泣即是他的一種懺悔。 與書房相連的是托翁的臥室。臥室裡只有一張小床、一個大立櫃和一個床頭櫃，比今天的青年旅舍還要簡樸。這樣的陳設根本不像是帝國伯爵和享譽世界作家的臥室，即使比起旁邊擺滿裝飾物的索妮婭的臥室也遜色許多。托爾斯泰盡可能過樸素的生活，甚至參與繁重的體力勞動來為自己贖罪。他試圖將自己變成一個道道地地的農民，卻始終無法完全做到。最後，他選擇從波良納莊園出走，一直走向生命的盡頭。他悄悄地離開了，那是一條他個人的朝聖路。信仰不是一份宣言，乃是一種實踐。托爾斯泰在其晚年的日記中這樣寫道：「我總認為，如果一個人對信仰忠貞不渝，那他任何時候也不會去乞求任何人，而如果信仰不堅定、動搖，那麼這個人必然會籲求所有人去相信他的信仰。」他用「出走」這一決絕的行動，為自己的懺悔錄寫上了最後的句號。 ■回歸上帝的懷抱 托翁最後的歸宿，不是波良納莊園溫暖的書房或臥室，而是阿斯塔波沃火車站站長臨時休息的小房間。這是一種永恆的懺悔，一個一生也沒有戰勝內心欲望的偉人永恆的懺悔。其實，所有人都無法戰勝自己的罪，除了謙卑地來到上帝的面前接受上帝的愛，我們別無他法。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托翁才明白這個最為單純的真理——真理有的時候是極其殘酷的，因為真理是唯一的。正是在遠去的火車車廂裡，在農夫骯髒的衣衫和凍裂的面龐上，在母親和孩子辭不達意的禱告中，托爾斯泰看到了上帝那無窮無盡的愛：「我在上帝的懷抱中。其實，和上帝在一起，就是和愛在一起。我正確地認識到這一點。對我來說，這就是一切，就是我生活的說明和目的。」 托翁逝世後，遺體被送回波良納莊園，一路上，前來見他最後一面的農民絡繹不絕。托翁的死亡居然再一次讓沙皇寢食難安，擔心會釀成民眾暴動——在專制制度下，每一個受民眾愛戴的偉人的死亡，都會讓統治階層如臨大敵。如今，托翁的故居還保存那間用鹿角裝飾的房間──1910年11月9日，葬禮舉行的那一天，他那簡陋的棺木就安置在這裡。那天，有數千人穿過這個房間，向這位偉大的文豪行禮告別。 ■尋找帶來幸福的綠棍 走出故居，向數百米外托翁的墳墓走去，路上有少年人驅著英俊的馬匹緩緩而過。托翁生前十分喜愛騎馬，即便是在82歲高齡時，還經常騎著他那匹名叫「戴莉爾」的愛馬在莊園裡馳騁。我們一路高談闊論，遊客中有來自美國和法國熱愛托翁作品的讀者，偉大的文學作品總是穿越不同國族的心靈。忽然，講解員做停止說話的手勢，然後輕輕指著前面——托翁的墳墓就在10米外的小路旁。 當我親眼看到那座小土包時，不敢相信看到的一切。這塊森林中的方寸之地，夾在兩條林間小路之間，是托翁童年時代與兄弟姊妹玩耍的地方，他生前就決定要安葬此處。因為被教會革除教籍，不能安葬在家族墓地，他也拒絕葬禮有任何宗教儀式。 長方形的土包還不到半米高，已被茂盛的青草覆蓋，加上近百年雨雪侵蝕，人工的痕跡蕩然無存。附近沒有任何標記說明這是托翁的墓地，如果不指示，我們也許馬馬虎虎就走過去了。這是迄今為止我看過最為簡樸的墳墓——沒有墓碑、沒有雕塑、也沒有十字架，只有旁邊的樅樹和白樺樹在沙沙作響。托翁的墳墓讓那些帝王宏偉的陵墓顯得那樣醜陋不堪。那些強迫別人參拜的木乃伊，讓人記住的只有主人的邪惡；而這個隱藏在森林中的小土包，卻以一種超越任何形式的美，與人類一起分享所有幸福與痛苦。 在這片森林裡，童年的托爾斯泰曾經與哥哥一起尋找「綠棍」。俄羅斯有一個民間故事：森林裡埋藏著一根綠色的棍子，上面刻著一個祕密。一旦這個祕密揭曉，所有人都會獲得幸福，將不再有疾病、痛苦，大家彼此相愛，都變成兄弟……「尋找綠棍」不僅是一個童年遊戲，可以說托爾斯泰的一生都在尋找這根蘊藏著幸福原理的「綠棍」。這根「綠棍」不在波良納莊園裡，也不在俄羅斯遼闊的大地上，這根「綠棍」就在托爾斯泰的心中，就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這是我在波良納莊園尋找到最大的祕密。 文章與圖片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22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