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埃及記》1952年，馬克‧夏卡爾繪，俄國超現實主義畫家

【編按】本文為2013年8月北區「新眼光讀經分享會」專講內容摘要。

■二十世紀大放異彩的出埃及記

在過去的聖經詮釋史裡，出埃及記確實曾被提出來作為「受壓迫者解放得自由」的主題討論，例如，加爾文就曾在他的聖經釋義裡觸及此一議題。然而，出埃及記卻是在20世紀的神學運動裡大放異彩，成為一個詮釋聖經的「鑰匙」和「建構原則」，特別是藉助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和全球的婦女神學運動開啟了基督教團體的新眼光和視野。本文從當代的舊約聖經研究出發，接著引入解放神學和婦女神學的討論，最後再回到台灣實況做些許關聯性的反思。

■當代聖經學者對出埃及記的詮釋

在本段中，讓我借用我的同事曾宗盛教授的《舊約導論講義》來強調幾個重點，先談屬於五經的出埃及記的寫作目的，再談它的主旨：

首先，就五經的寫作目的而言，摩西五經在猶太教被稱為妥拉（Tora），這一詞意思為「指引」，也就是「給予引導的教導」。基督教學者將妥拉譯為「律法」，可能會造成一種誤解，以為五經是一部記載各種法律條文的書。事實上，妥拉主要的特色不是法律條文，而是生活的教導與指引。

其次，聖經學者B. S. Childs及N. Gottwald認為，五經最終的正典形式是一個具有「解釋目的」的行動。也就是說，五經是不同的文字傳統經歷一段漫長的形塑過程而匯集的結果。五經成為猶太宗教團體實踐信仰生活的依歸與準則，並且根據五經來建構他們的真實世界。五經是複雜的傳統形成過程的結果，也是透過主導的目的所形塑過程，完成具有規範性的基礎，給予猶太教及基督教團體信仰與實踐的準則。

第三，妥拉是一種規範性的生活準則，做為支持與維護以色列人團體，過著感恩與順服的生活。這個團體不論是在亞述、巴比倫或波斯帝國的統治期間，為了維持獨特的生活特色，他們必須一方面抵抗外來強大的主流文化與政治的壓力，另一方面形塑與維護團體的身分與認同。猶大人團體必須在這內外的壓力與張力之下繼續生存。他們可能因為融入主流文化，而獲得經濟的成功，卻因此失去了自己文化的身分與認同。而妥拉是上帝賞賜給一個信仰團體的策略，通過它這信仰團體可以度過重重的危機，獲得生存。

第四，經歷被擄經驗的以色列人，如何將他們的信仰體驗傳承給下一代？這是被擄歸回的猶大人團體需要面對的處境。如何將信仰傳承給後代子孫是相當急迫的事，卻也是困難的挑戰。面對主流文化的吸引力與壓力，年輕一代的人很容易被吸引，融入主流的文化，而喪失自己原來的獨特性。在此，妥拉的信息特別針對年輕的一代，邀請他們接受及傳承他們獨特的身分與認同（參閱出埃及記12～13章，特別是12章26～27節；13章8～9節；13章14～15節）。

第五，出埃及記的主旨，在於記載以色列民族誕生的故事（1～15章）。故事的開始敘述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隸受苦，後來上帝呼召摩西，奇妙地帶領他們脫離埃及，經過大海，得到新生，達到故事的高潮（14～ 15章）。然後以色列人進入曠野，開始了新生後的考驗（16～18章）。接著他們來到西奈山，上帝與他們立約，揀選他們成為上帝的子民，又頒布十誡與律法，做為以色列人的生活準則（19～24章）。上帝也吩咐以色列人建造會幕與聖所，做為上帝與他們同在的記號（25～40章）。

第六，出埃及記的敘述顯示，上帝一方面克服自然界混沌的力量，另一方面在人類歷史中擊敗了壓迫弱小的強權勢力。上帝拯救以色列人民脫離奴隸的處境，讓他們成為上帝的子民。這種解放的經驗，對後代的猶太人與基督徒有很大的啟發，產生深遠的影響。在舊約的文學中，我們時常會讀到出埃及經歷的回顧。甚至記念出埃及事件的逾越節禮儀，直到今日仍然在猶太人的家庭中年年舉行。出埃及的經歷對基督徒也有重要的意義。例如福音書描述耶穌聖家從埃及避難回到故鄉，視之為一個出埃及事件（馬太福音2章15節）；而山上寶訓描述主耶穌教訓會眾，就像第二摩西一般（5～7章）。至於初代教會則視耶穌為逾越節的羊羔（哥林多林前書5章7節、11章25節）。此外，早期教會信徒將洗禮當作是一次出埃及過紅海的新生經歷。

總之，對基督徒與猶太教徒而言，讀出埃及記的經驗，觸及非常重要的事實，就是原來一群人的團體，在出埃及的事件中，體驗到自己成為上帝拯救的子民。

■拉丁美洲解放神學的歷史脈絡

毫無疑問的，現今拉丁美洲的困境，始於哥倫布在該地開展的「印度企業」。後來，哥倫布曾主張他的成功是以賽亞的功勞（參閱以賽亞書60章9節），顯明西班牙國王的野心和基督教的宣教目標似乎成為一體了。在這殖民化的過程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半封建社會被移植到拉丁美洲來，結果是造成「殖民者擁有土地所有權」以及「雙層社會階級（地主及佃農）」這兩個可怕的結果，這樣的雙層結構不但存在於殖民時代，更一路延續到現今的後殖民時期，由新的資產／地主階級接管。另一方面，受到大美國主義的「門羅政策」影響，拉丁美洲從19世紀中葉起逐漸成為美國的後院和禁臠，加上二次大戰後「進口替代工業化」（此舉造成「依賴」現象）的政策，以及新自由主義與右翼獨裁政權的結合、「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突顯出北美和南美間的明顯對比差異。

換句話說，歐洲勢力自從1492年「發現」新大陸（也就是「拉丁美洲」的緣起）以來，就已犯下不容否認的「原罪性惡行」。借用薩爾瓦多神學家索布理諾（Jon Sobrino）常舉的一個例子：在1492年後的70年間，當地的原住民人口遭到殺戮、感染病菌，以致縮減到僅剩原本的15%，諸多傳統文化更被摧毀殆盡，經歷了人類學上所指稱的「滅絕」。這樣的結構性創傷，事實上從未復原過，至今仍在衝擊著拉美社會。對索布理諾來說，成千成百萬的窮人所經歷的貧窮以及伴隨而來的死亡及尊嚴的失落，仍是地球上最嚴重的傷口。問題是，這樣的傷口在第三世界隨處可見。另一位西裔薩爾瓦多神學家愛拉庫里亞（Ignacio Ellacuria）曾哀嘆道：「僅僅因出生在薩爾瓦多、海地、孟加拉或查德，比起出生在美國、德國或西班牙，人們就無可比擬地嚴重缺乏生命、缺乏尊嚴。」

值得注意的是，在拉丁美洲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教會握有立法、教育、政治等大權，但往往為了保持這些既得利益，而無條件支持殖民／封建／軍事政府。結果，如阿根廷衛理公會神學家慕里諾（Jose Miguez Bonino）所指出：基督教常被利用去將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合理化、神聖化，並使基督宗教成為支持特定「意識型態」的信仰系統，成為以宗教來為既存制度「背書」的一種意識型態。解放神學其實是對這種「版本」的基督教的「批判」。

無可避免的，到了1960年代，任何有良心的基督徒都開始問一個問題：「在一個充滿壓迫的世界中，作基督徒是什麼意思？」在1966～67兩年間，阿根廷的切•格瓦拉（Ernesto“Che”Guevara）及哥倫比亞神父托雷斯（Camilo Torres）先後被暗殺的事件也造成極大衝擊。接著，受到羅馬天主教第二次梵諦岡大會的影響，新的神學思潮應運而生，秘魯神學家古提雷茲（Gustavo Gutierrez）在比利時、法國研讀神學後返回利馬大學任教，卻因接觸都會貧民區裡的窮人而轉變思想，並於1968年出版《解放神學》。解放神學主張應以社會學的眼光（重視歷史事件）取代以哲學的架構（重視抽象理念）來了解聖經的信息，特別是強調其在實際社會生活處境中的關連性意義。（待續）

（作者為台灣神學院教會歷史學教授）

文章與圖片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2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