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化神學已經成為一股神學風潮，尤其是亞洲，東南亞神學院協會就清楚地宣告，推行神學的情境化是該協會的重點事工之一。然而，神學的情境是多元的，信徒所在的時空脈絡當然重要，但普世的情境同樣不容忽視。台灣信徒的經驗當然受本地的文化和廿一世紀的社會情境所影響，但廿一世紀的台灣並不能遺世孤立於全世界的經濟和文化之外，所以現在每天和台灣人民生活在一起的情境，其實就是台灣、美國、日本，和其他國家的混合體。例如在台灣，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人們使用芬蘭的Nokia手機和朋友哈啦過後，就把日本進口的Sony電漿電視關掉，然後穿著英國毛料的西裝外套，和從夜市買來的拖鞋，開著日系的牛頭牌轎車，到7-11買包美國煙，外加一瓶蘇格蘭的威士忌，最後跑到公路旁找純本土的檳榔西施，跟她們炫耀說，昨天他用中國的宜興壺，泡阿里山的冬片仔有多讚。

既然台灣人民的日常生活如此國際化，信徒所接觸到的情境也如此多元，那麼要為神學尋求一個純淨的本地文化情境，不只不可能，也不恰當。因此，真正情境化的神學，必須在本地情境和普世情境中取得平衡；忽略本土是見葉不見根，揚棄世界則是自絕於人類文明之外。

再說，所謂的西方神學，其實也是一種情境化的神學，只不過那是回應西方情況的神學而已。因此，站在台灣的立場，我們不應生吞活剝、囫圇吞棗地套用這些神學，但這些神學和當地情境的對話與互動仍值得參考，因為這些互動就是情境化的過程，可以作為建構我們的方法論的材料。

另外，所有的情境化神學，都有一部分是屬於當地、獨特的神學，但也必有一部分是普世的，可以應用在其他情境，或稍加修改就可以在其他類似的情境中應用的。如果我們採用這部分比較普世性的神學，將可以讓我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不必凡事從頭做起，讓我們的情境化神學長久停留在幼稚園的程度。

最後，基督徒的情境化神學，必然無法忽視聖經的啟示。基本上，聖經也是一種情境化的神學，是當時的人民在他們的情境中經驗到上帝的慈愛和拯救，然後用他們的文化把這些信仰表達出來，讓其他信徒可以在當時的情境中得到適當的教導。也由於聖經是在當時的情境中形成，因此經文原意的研究就不可以是西方的，也不能台灣化，而必須是經文寫作當時的情境的。這也就是說，聖經的詮釋必須盡量避免參雜我們的情境，而要努力回到當時的歷史背景。當然，這種詮釋原則並不合乎人性，人習慣以自己的意識型態來詮釋所得到的訊息，但這種慣性是應該避免的，例如好吃懶做是人的本性，卻是我們要努力規避的壞習慣。很多人擔心我們無法回到聖經當時的情境。當然，以目前聖經神學界眾多學者的努力，我們仍無法達到百分之百圓滿的地步，但如果他們長久以來努力的結果，已經可以提供百分之七十的事實時，我們沒有理由因為沒有達到百分之百而棄之不用，因為這世界本來就沒有什麼事是百分之百的。

可見，做情境化神學不是一項簡單的事工。以新約聖經神學為例，經文本身的情境是兩千年前的猶太和希臘羅馬的，而歐美對聖經的背景和文學的研究已經汗牛充棟，當然早已情境化而帶有濃厚的歐美色彩。現在，我們要在台灣做情境化的聖經神學，最好的方法就是一腳踏在歐美聖經神學的肩膀上，運用他們對聖經時代的背景和經文本身的研究成果，小心避開過於歐美化的神學判斷；另一方面精研今天混合的台灣文化情境，冷靜地思考如何將聖經所啟示的真理應用到今天的情境，作為信徒日常生活的指引。

因為整個情境化的聖經研究是個龐大、複雜的事工，不是一、兩個人在一、二十年內可以完成，所以我們必須採用團隊的方式一起來做：有人引進歐美聖經神學的研究成果，有人鑽研台灣的文化和今天的社會情境，有人探討適當的方法論，當然也要有人做整合的工作，把上帝在聖經裡的啟示應用在我們今天的日常生活。

這也就是說，雖然情境化的神學是我們的終極目標，但並不是每一筆神學研究都必須和本土的情境扯上關係。因此，我們不要再迷信有人可以從頭到尾、獨力完成情境化的聖經研究；有興趣於情境化聖經研究的人，可以選擇他們喜歡的部分，作他們專長的研究；然後，大家還要打開寬闊的心胸，欣賞不同性質的聖經研究，甚至要互相學習；這樣的團隊服事，才做得出真正的情境化神學，讓上帝的啟示道成肉身在我們的鄉土，也讓基督的福音光照台灣，這將是台灣的基督徒對家鄉所能做最大的貢獻。

(作者為前台南神學院教授)

文章來源：<新使者雜誌>第76期
圖片來源：Serene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