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最具影響力的福音派作家、英國聖公會牧師約翰‧斯托得（John R. W. Stott），2011年7月27日下午在倫敦近郊寓所過世，享壽90。約翰‧斯托得一生簡樸度日、謙虛待人、畢生守貞，對全球福音運動影響深遠；謹以本專題向一代神學家致敬。

■福音派巨人的殞落

2011年7月27日下午，當代最具影響力的福音派作家、英國聖公會牧師約翰‧斯托得（John R. W. Stott）在倫敦近郊聖巴拿巴學院的退休寓所中過世，享壽90，死前在親友圍繞中聆聽著韓德爾的神劇《彌賽亞》及提摩太後書。

坎特伯里大主教羅雲‧威廉斯（Rowan Williams）讚揚斯托得「透過個人及其著作在許多基督徒的心靈中佔有獨特地位」，是一位「具有新意的聖經闡釋者及信仰導師」，更「協助改變了國際福音派的面貌，挑戰其趨於『因襲傳統』或『明哲保身』的走向，進而堅持『整全宣教』的必要性，並將耶穌的福音應用在生活的全部領域，包括社會及政治議題在內。」《時代》雜誌於2005年將斯托得列於全世界最具影響力的一百位人物當中，《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布魯克斯甚至指出，若是福音派要選出一位象徵性的「教宗」，最可能的人選應該就是斯托得。

威廉斯大主教是我非常尊崇的當代神學家，他對斯托得的評語非常貼切，本文將延續他的思路，探討福音派的「整全性」問題，並對斯托得的神學思想提出評介，因此不再贅述他的生平，僅再強調他的重要貢獻：

*自1969年起，斯托得將他的稿費收入捐出並設立「靈風基金會」（Langham Trust，以他當時服務的萬靈堂聖公會所在地命名），以贊助第三世界國家中的年輕福音派學者到英國攻讀聖經學和神學博士學位後，返回故鄉神學院參與教學。後來類似的組織也陸續在美國、加拿大、澳洲設立，並於2001年共同成立「國際靈風合作夥伴事工」；此一事工對處於南方世界的教會學術發展貢獻良多。

＊他在「國際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IFES）中非常活躍，長期關心大專校園中的宣教，特別是藉著接觸世界各地年輕知識份子的過程鼓勵他們將各自專業領域與信仰結合並成為傑出的基督徒思想家。

＊斯托得強調雙重聆聽：「聆聽聖言‧聆聽世界」，他深信基督教信仰必須和所有的思想領域對話，因此經常邀請先進的科學和生物倫理學者們一起探索、對話，並於1982年成立了「倫敦當代基督教學院」，通過講座、工作坊、定期演講來探討當代議題。

■福音派的起源和發展

要對斯托得作出公允的歷史評價，必須回顧所謂「福音派基督教」的起源和發展。首先，16世紀的宗教改革家們批評中世紀教會「靠行為稱義」的神學，及過度艱澀且形式化的經院哲學，並主張應依聖經的信仰原則和上帝建立活潑的關係，因此主流改教運動也被稱為「福音派」。改教家們主張福音的真義就是：人是靠上帝的恩典，因信稱義；人也因上帝的恩典，得著力量來回應上帝。福音的核心就是「帶有轉化力量的恩典」。

不幸的是，改教運動的新一代領袖在劇烈的神學論爭中又將自身的信仰理解教條化、公式化，以僵冷的理性思辨建構了「新教正統主義」。為此，德國路德會的施本爾（Philipp Jacob Spener）和富朗開（A. H. Francke）開始強調信仰經驗、密集讀經、小組聚會、實踐天職的重要，並試圖革新因過度堅持正統教條而失落信仰活力的官方教會。此一強調「敬虔」的生活態度──即主張不管是正確的教義或倫理行為都不能取代個人和上帝之間的真實關係──又被稱為「心靈宗教」。

有趣的是，藉著敬虔運動之一支，即受到親岑多夫伯爵（N. L. von Zinzendorf）庇護的「莫拉維亞兄弟會」的強烈影響，這股深具內在生命與宣教精神的信仰傳統也延續到歐陸對岸英國的衛斯理兄弟身上。就這樣，經由莫拉維亞兄弟會，再經由衛斯理兄弟，一個福音派傳統形成了。因為約翰‧衛斯理主張「社會成聖」，這些入世聖徒在聖靈的帶領下，直接關懷乞丐、窮人、囚犯、童工，更投入反對蓄奴制度的抗爭中，轉化社會並消弭貧富、階級間的衝突和對立，讓英國免於一場「法國大革命的浩劫」（懷海德語）。整體而言，此一福音派的標記就是著重個人「悔改」的經驗，視之為實際經驗「恩典」的必要條件，強調「聖潔」的倫理新生活，追求完全，關心海外宣教，重視主日學和聖經翻譯工作，主張溫和的社會改革但未注目結構性的社會議題。

■福音派的「整全性」爭論

很遺憾的是，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面對自由派和基要派的激烈論爭，福音派基督徒試圖走出自己的路，以搶救靈魂、不介入教義論爭為訴求，但信仰觀點卻不斷窄化，甚至被基要派神學轄制，以致於「福音派」一詞在1970～80年代已成負面代名詞，被用來指稱那些帶有「反智」取向、忽視社會責任、罔顧宣教倫理的教會團體。我還記得台灣教界一位神學前輩當年曾告白：「我從來不和福音派打交道」，令人印象深刻。

另一方面，美國的葛培理（Billy Graham，或譯葛理翰）和卡爾‧亨利（Carl Henry）所領導的所謂「新福音派」於1960年代重新出發，並和基要派不斷疏遠。更慶幸的是，當福音派於1974年在瑞士洛桑（Lausanne）舉開「世界福音會議」時，在斯托得主導下，對過往「忽略社會關懷的使命」提出反省，並宣告「傳福音和社會、政治的參與，同為基督徒的責任」，是重要轉捩點。其後，在新一代神學家如英國的麥格夫（Alistair McGrath）和美國的諾爾（Mark Noll）、哈奇（Nathan Hatch）、馬斯登（George Marsden）、史陶特（Harry Stout）的努力下，福音派學者努力回歸新教神學傳統，並汲取宗教改革運動的「稱義」神學及衛斯理派的「社會成聖」概念，在主流學術界取得一席之地。回顧起來，斯托得是讓福音派重新出發的〈洛桑信約〉和〈馬尼拉宣言〉（1989）的主要起草人，影響深遠。

確實，如同一位福音派專欄作家所指出，斯托得的逝去讓人記得福音派的美好，也相對的讓人回想起福音派的醜惡。那些讓福音派運動黯然失色的個案包括早年和極右派政治掛勾、至終令人生厭的傑瑞‧佛威爾（Jerry Falwell）和羅伯遜（Pat Robertson）、因性醜聞案黯然下台的電視佈道家貝克（Jim Bakker）和史華格（Jimmy Swaggart）、充斥福音市場的媚俗文化（Christian kitsch），以及為數不少、極盡奢華且擅於自我推銷的「超大型教會講員」等。這些醜聞和特例，都讓平凡卻具反省能力的福音派信徒深思到底這個運動出了什麼問題，這些濫權、虛飾的怪現象，更讓簡樸度日、謙虛待人、畢生守貞的斯托得愈顯美好。

■斯托得神學思想評介

在社會議題方面，斯托得的研究面向相當廣泛，包括人權、核子武器競賽、南北經濟不平衡、生態危機、貧富差距、科技發展、族群衝突、民主政治、兩性關係與同性伴侶等，我們可以從他和聖公會自由派神學家愛德華斯在《當代神學對話》（1988）的討論中看出他真摯坦誠的對話態度。可惜的是，斯托得的多數觀點卻受到所謂「福音派前提」的限制，難以突破。舉例來說，儘管他同意男女兩性同為平等、互補、受呼召事奉，但卻又依聖經的「男性作頭觀」，反對女性擔任主任牧師或監督。同樣的，儘管他相信同性伴侶之間可以享有真實的愛的關係，同志也可以活出全然道德的生活，但卻主張這樣的性傾向違反「神的律法」而不接受其正當性。

換句話說，斯托得和當代普世神學運動（以婦女神學和第三世界神學為代表）的最大差異在於他的聖經觀和詮釋學：他無法深刻體認聖經的作者受到時代文化及意識型態影響且制約的事實，也因此未能從「意識型態批判」或「懷疑的詮釋學」的角度去重新詮釋或解讀聖經，以致於也未能與現代世界有更真實適切的互動及對話。我們必須理解，斯托得畢竟是一位活在福音派框架中的思想家，儘管這無損於他對當代基督教界的重要貢獻。

(作者為台灣神學院教會歷史學教授)

文章及圖片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1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