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的氣候變化尖銳無常，如孕婦產前陣痛愈來愈密集、激烈。全球籠罩在氣候升溫，極端變化，氣溫的驟起驟降，地球陷於全面性的巨大危機中。在此正值大地暴怒，面臨人類最劇、最終滅絕浩劫的臨界點。去年底(2009年)於丹麥哥本哈根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第十五次締約國的會議，在全球殷盼下，會議結果卻讓全世界感到強烈失望甚至沮喪，諷刺的是，卻也是紀念「世界地球日」四十周年的當下，地球的未來讓人憂心忡忡。

人類於今的作為，是否為時已晚？?此，《地球憲章》所揭櫫要旨之具體實踐，也許是可號召全世界人類為挽救生命滅絕所作的最後一次力挽狂瀾？

環境和自然的危機，不僅是人類自然環境的危機，也是人類自身的危機。這是地球這顆行星所有生命的危機，這危機是如此全面而廣泛，無人可倖免，無所逃於天地間，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空前絕後的大浩劫。

早於上個世紀70年代，美國歷史學家Lynn White曾指出基督教信仰的創造論和以人為中心的神學人類學是肇致生態危機的元兇。他認為當今的生態的危機，乃深深根植於人類的意識裡，因此他倡導除非人心徹底的轉變，生態危機是無法改善的，而且這意識又深植於宗教信念中，其中基督教信仰又是其中禍首，因為基督教是最以人為中心的宗教。人是按著上帝的形象造的，被上帝賦予宰制自然的權利，其他生物是為人而造的，人可任意對待自然，對大自然可隨意宰割。Lynn White的指責批判當然是對基督教信仰的誤解，然而，這又何嘗不是當今許多的教會誤解了創造論的要旨，將創世紀一：28誤解為：「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去征服這地。」

儘管，多年來台灣的環境已透出許多警訊，許多台灣教會卻還未能從實況中深刻的覺醒，未能察覺這是一個「凱洛斯」(kairos)，是危機也是轉機。因為對創造論的不甚瞭解，又擁抱著抱殘守缺的狹隘的救贖論，竟怪罪災難的來臨是肇因於災區民眾信仰民間宗教、原住民族泛靈傳統宗教，是上帝所降的災厄。殊不知，氣候的變遷、地球暖化，所有的人們、民族都是這場災難的共犯，其中以西方工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是造成這場毀滅性危機的元兇。在台灣，也是由於政府政策的失當和開發主義的結果，作為地球所有受造物命運共同體的一員，今日的教會更應要像以賽亞先知痛澈悔改，自覺是共犯結構的一員：「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以賽亞書六：7）因此，台灣教會需要好好廓清對創造神學的誤解。

■建構創造論進路的生態神學
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耶穌基督的救贖，然而，這救恩信仰需要有一個基礎，使救恩的信息和功效能具體實際地成就在信徒的生命中，創造論就是承載這信仰重要的基礎。基督教信仰並非提供一套宗教的哲理，或虛無飄渺的心靈慰藉，而是要讓每一個接受救恩的人，能在現實的生活裡，具體地經歷生命的改變，面對一切的橫逆。創造論就是叫這種救贖信息能成就的基礎，並能萌生出基督徒特有的世界觀和由之而來的價值觀。創造論是基督教最基本的信仰，他能叫我們的生命得到改變，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礎。因著我們真認識這位創造主，經驗也得到提昇，叫我們經歷到可以超越自我，並且擔負起管家的職分以從事繼續創造的可持續性發展工作：

1.代間倫理──可持續發展
代間倫理是近三十年來新興且日益受到重視的倫理學議題，其主要關切的核心問題，乃在於追問「當代之於後代所應擔負的責任」，所有的發展必定要將代間倫理列入考量。《地球憲章》也提及：「生為地球人類的我們，必須彼此互相、向整個生命群體、向未來的子孫後代宣告我的責任。」《地球憲章》探討在其背後所須要的倫理原則，並嘗試作這樣的整合。「可持續」這個概念，自然地會含括對於未來世代的責任，因此，代間倫理就成為無法迴避的重要議題。對基督徒而言，代間倫理可從耶穌新誡命的第二條「愛鄰舍如同自己」來理解。我們關心生態，必須從現在擴展到未來，從時間的面向來談愛鄰舍，則必須關懷未來的世代，我們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等，即是我們的歷史性時間軸的鄰舍。

2.管家職分──繼續創造
創造論告訴我們，上帝的創造並未停止，上帝仍然繼續創造，祂還邀請我們?與創造的事工。正如祂賦予亞當的使命（創世紀一：28、二：15），祂要人類成為大地的管家，去看守、管理祂所創造的。我們的使命，就是要見證這位滿有仁愛、公義的上帝，讓浪子可以回家，重回天父懷抱，因為這是「天父世界」。然正因人類的錯誤管理，肇致大地反撲，美麗家園變荒原。

管家職分(stewardship)的觀念要說明的是，上帝授權人類去管治大地，但人類不能任意妄為，因為人類只是被受託去管理而非真正擁有大地，而是要按著上帝的心意的來管理大地，這是修正過去人類中心主義的錯謬。我們既是上帝的管家，就非上述人類中心主義，征服大地者的錯誤神學思想。人類是上帝差派的看顧者、守望者，是大地的經理人。既是管家，就當忠實且負責地經營管理上帝所賜與的財務和大地，「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上帝百般恩次的好管家。」（彼得前書四：10）

在生態危機中，創造論的信仰，再次讓我們肯定自己為祭司的身分。我們是大地的祭司，要成為在上帝–人–大地間的關係使其復和的職分。

一個對應世界的神學必須從具體處境出發，具體的世界處境，具體的上帝經驗，並落實於具體的人間實踐。有關生態危機的議題，除了從系統神學的回應，具體建構生態神學，也有聖經神學和歷史神學方面的討論和論述。就如莫爾特曼以上帝與世界的關係為典範，闡明人與大自然的關係（人作為上帝的形象），應該如上帝愛一切受造物那樣去愛其他的受造物。

對於教會而言，我們當然期待哥本哈根會議會有具體且進步的結論，但是從信仰團體的角度言之，人心及生命的改變，以及付諸實踐，才是根本解決之道。《地球憲章》正呼籲新一波改革風潮，不單邀請教會團體，也邀請所有願意加入力挽狂瀾積極參與這拯救地球行列的人們。

■超越哥本哈根：《地球憲章》的實踐
哥本哈根的結論雖然讓人失望，但可持續性之全球體系的倫理要求早已跨域發展，且獲得世界上眾多重要環保組織的認同。這個全球性聯盟的主張在2000年頒定的《地球憲章》中已得到明確的表述。這憲章乃是聯合國為世界共同體的建構所提出的重要倫理基礎，這是在二十世紀90年代所發起，召集各種不同領域範疇的專家學者：如法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神學家等等，以及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組織團體來?與制定，完成了範圍廣泛的共識。

《地球憲章》宣示作為可持續性的全球共同體組成的重要原則：沒有環境的可持續性就沒有經濟的可持續性；沒有和平，社會與經濟的公義以及缺乏民主的政府，環境的可持續性就不會實現。因此，為了成功實現社會變革就必須要滿足這些條件。《地球憲章》為發展可持續的世界共同理想奠定了基石。基於這種原因，應該要將《地球憲章》推展給所有的人、民間組織、教會團體，甚至是政府機構來閱讀理解，並將之具體積極付諸實踐。

1.看不見的力量──社運變革的力量
從哥本哈根失敗的會議結論，可知當前的全球危機是無法倚賴這些「領袖」或國家的領導者來解決，除非是要發動一場全球性的社會運動，動員所有人民的力量。生態保育、節能省碳和可持續性發展工作之所以能進展，主要來自企業、民間團體或非政府組織的創意與奉獻，政府大多是被動的配合。如此說來，當前各國政府在全球治理上明顯的成效不彰，其反而實更能凸顯全球各地民間團體、非政府組織在可持續發展上巨大的能動性。

在Paul Hawken所著《看不見的力量：世界最大的運動正在發生，為什麼沒人看見？》一書中，提到已有數以千計的非政府組織或民間團體在過去幾十年中的迅速的崛起，成為當今世界尋求變革的主要動力。而且有許多自主性的草根組織的興起，說明了全球價值觀正在整合，並且支持著具有建設性和可持續性的變革。這些多元性的群體正逐步形成全球性網絡，並希望找到解決許多「看似無法解決的問題」。

人類的歷史告訴我們，歷史中快速積極的變革，只有在深具影響力的社會運動風潮鼓動下才能發生。社會運動的成功使人們體會到問題的解決是有切實可行的方法和策略的，否則，當人們所面對的問題的複雜性和過大的規模是會使人感到恐懼和退卻的。藉著理念和策略把人們組織武裝起來，對人們和所在的社區進行教育、啟蒙和組織。這些策略包括地區性和全球性問題是如何影響人們的資訊，幫助他們在所在的社區發展可持續性解決方案的技能和資源，這些方案是與他們自己的文化和環境息息相關的。因為，當人們親身參與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他們學到的知識最多，所以推動組織行動的工作者應該對地方性、區域性以及全球性的不同類型的聯盟進行鼓勵。

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新著《氣候變遷的政治》（2009）就對有關氣候變遷之政策制定者提出具體的建議：首先要將氣候變遷納入人們日常生活的議程；其次要避免政治上的兩極化，及支持和反對的嚴重對立；再次要鼓勵企業、消費者和政治領導人作出具行動導向和創新性的規劃和實踐；最後應將氣候變遷納入地緣政治學。吉登斯的建議也許早就預告哥本哈根會議多邊拹定充滿政治角力的徒勞無功，幾個工業大國的本位主義及彼此間的算計早已讓哥本哈根會議陷於僅是乏善可陳的行禮如儀。

2.勇於改變
如果我們人類能誠實面對且有足夠勇氣改變自己的罪行，那麼將會發生建設性的改變。而且，我們不只需要改變自己的行為，更進而還要努力去改變其他人的破壞性價值觀和行為。絕大部分的人是汲營於自己個人的生活，自掃門前雪。無瑕且無力顧及社區性、地區性，甚至是國家性、區域性或全球性議題。然而，當我們面對的是不斷擴大且加深、加劇的全球性危機，而這危機確已直接建影響到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需要深刻且嚴重的意識到，全球性的變革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倫理要求。生活在一個持續衰退甚至嚴重惡化的世界中，氣候暖化，溫度逐年攀升，全球危機不斷惡化，這景況不應是我們的選擇。我們反而應當呼應《地球憲章》的呼籲，從事一種變革性的，連結全世界的人，進行一場全球性的倫理實踐。

對教會而言，我們是否能呼應氣候變遷的議題，跳脫狹隘救贖論的窠臼，從生態學的進路重新建構台灣的神學論述。莫爾特曼曾在上個世紀80年代建構以聖靈論的上帝論為基礎的生態神學。然而，面對嚴重的生態危機，台灣教會仍未從生態學角度建構的本土的教會論甚至是將之納入基督徒日常生活的議程。

期待隨著全球環境、社會和經濟的危機，使大多數人變得清醒並意識到進行建設性變革的迫切需要。但要將這種希望變成現實，則需要先對長久的可供選擇的解決辦法形成清晰的觀點，同時還要得到大規模受過良好組織訓練的人們的支持，以及革新主義者能表現出越來越多的領導能力應對危機的發展。我們需要挺身而出阻止災難的蔓延，制定具有建設性意義的行動並指導全球重建的過程。

在世界上已有許多的團體、組織開始串聯為要創建美好的未來開始一致的行動，要挑戰和改變既有的價值觀、生活和消費方式。要組織串聯成全球性的網絡，給這既有的社會產生巨大的變革。勇於改變，推動進步性的變革力量是這運動的宗旨：不僅是有關《地球憲章》資訊在全球的傳播，而且是一種全球意識正在形成──即意識到人類是相互關聯的，人類與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命運息息相關。這意識帶來的是新的世界觀、新的價值觀以及新型關係，並要帶來改變世界的社會實踐。

哥本哈根會議失敗了，但我們仍應積極回應《地球憲章》中的呼籲，要勇於改變，喚起巨大社會變革的暮鼓晨鐘：

在歷史的關鍵時刻，一個人類必須選擇其未來的時刻。

當這個世界變得日益脆弱和越來越相互依賴，未來將會是危機也是轉機。

為了向前邁進，我們必須體認到，儘管彼此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有差異，我們是一個人類大家庭，也是一個擁有共同命運的地球村。

我們必須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全球化社會，建立在重視大自然、普世人權、經濟正義以及和平文化的基礎上。

為此，生為地球人類的我們，必須彼此互相、向整個生命群體、向未來的子孫後代宣告我的責任。

（作者為原運人士‧花蓮原住民族社區部落大學校長）

文章來源：<新使者雜誌>第118期
圖片來源：H. Jeremy Wu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