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炎憲（左）與林瑞明（中）合影。（相片來源／臉書「張炎憲老師紀念專頁」）

我就讀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大三時，來了一位新的兼任老師教日本史，聽說是剛回國的東京大學博士。他個子不高，穿著亮眼──記得他會穿粉紅色襯衫配紫色領帶、紅色襯衫配米白色領帶，鐵灰色西裝。常遇見他在走廊和學生聊天，總是笑咪咪，連我這沒有修他課的學生都可以和他說上話。這是我對張炎憲老師的第一印象。

█大方分享資料 引薦史學前輩

1987年秋天，我進入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明知沒有研究台灣史的老師，但抱定決心要寫台灣史相關的論文。得知張炎憲老師在社會學及人類學研究所開課，我就跑去修課，並爭取跟著他寫論文。歷史所的陳華教授願意掛名和張炎憲老師聯合指導，於是我成為清華第一位跟炎憲師寫論文的碩士生。

當時剛解嚴，黨國體制還很強固，大中國意識主宰學術、文化和教育圈。台灣史研究被放在「中國地方史」的範圍，很邊緣，有點被瞧不起。但受到黨外民主運動啟蒙的青年，如飢似渴想認識自己所在的這塊土地、自己真正所屬的族群與文化，幾個學校紛紛成立台灣研究社，並在專業領域上選擇與台灣相關的主題來寫論文。社會學、人類學的朋友比較容易進入台灣研究，歷史學則有沉重的中國包袱。能夠遇到炎憲師實在非常幸運，得以擺脫中國史為大的迷思，從此堅定擁抱台灣主體意識，以台灣史研究為職志。

當時清大文學院成立不久，相關圖書資料不豐，台灣的史料更幾乎沒有。除了跑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現在的台灣圖書館）、請台灣大學的朋友幫忙借台大圖書館的資料，炎憲師大方提供他自己的藏書和資料，實在令人感激涕零。因為許多歷史學者都習慣霸著自己蒐集到的資料，不輕易提供給其他人，對自己的學生也不見得願意給。炎憲師不僅在資料上給予學生協助，還帶我們去認識台灣史研究的老前輩，以及幾位日本時代訓練出來的優雅文化人，只是當時糊里糊塗，不太懂得善用這些資源。

█耐心鼓勵學生 全方位建構台灣史

碩士班期間，我先是熱心於台灣研究社，之後遇上野百合學運，1991年碩士論文寫到剩最後一章，發生獨台會案，後來雖集合多方力量成功阻止末代叛亂案成立，但「運動傷害」讓我幾乎沒力氣把論文寫完。張老師對我搞學運沒有任何批評，還頗有讚許之意。論文卡住無法完成，他苦勸我，已寫到最後一章了，不管如何還是要衝到底，寫得不好沒關係，一定要完成。因為老師的鼓勵，頹喪的我在期限前潦草完成論文，衝過這關。為此，對炎憲師有無盡的感激。

1993年，老師接受嘉義市政府的委託，進行二二八口述歷史訪談。我和父親加入老師的團隊，一起訪問了許多二二八親歷者和受難家屬，出版了四本口述歷史。這是他許許多多有關台灣史的工作之一。

從學成回台灣之後，炎憲師全方位發展台灣史的建構。他任職於中央研究院三民所（現在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1987年擔任台灣田野研究室的召集人，為學院內的台灣史研究立下基礎。另外他也極力匯集民間的力量來做台灣史的研究推廣工作：接辦老牌的台灣史刊物《台灣風物》，協助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成為民間的台灣研究中心。

老師做了很多口述歷史的採訪，因為他知道只靠官方資料無法了解台灣人所經歷的、所思所想。跟著他採訪二二八家屬，認識到他感性的一面，和對台灣意識的執著。他不只問事情發生的經過，更要問對方當時的感受、後來的感受。他用心記錄這些心情，讓歷史現場活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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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師最密切的接觸，就是寫碩士論文和做二二八口述歷史的時候。之後幾年，最常在抗爭的街頭，或是有關台灣民主運動及歷史的集會上遇到他。記得搭他的車，車上播放秀蘭瑪雅唱的台語老歌。幾年後，他竟然說他喜歡閃靈樂團！我想是因為閃靈有濃濃的台灣意識吧？回想起來，和炎憲師應該是因共同的「起造台灣國」理想而一拍即合。當時雖難言明，卻越來越清楚。老師不是基督徒，卻一直很認同並欣賞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關心台灣前途的作為。老師去世後，在盧俊義牧師的安排下，師母同意舉行基督教告別禮拜。今天，他的靈位在北投善光寺，他的貢獻和愛台灣的精神長在我們心中。

文章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734期

圖片來源：臉書「張炎憲老師紀念專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