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只是和記憶鬥爭

現在，還可以怎麼說白色恐怖時期的故事？

因為寫作或言論而遭到逮捕、流放外島的故事，已經有柯旗化與楊逵的例子了。表明獨裁者內心的掙扎抉擇，所謂的「下大棋」，後人寫的「偉人」傳記也占據了這個立場。認為白色恐怖時期歲月靜好，被抓走的人都是罪有應得，也許這是大多數活過白色恐怖，無從親歷迫害者的心聲──至少我的父母就是如此。

如果接觸一點台灣史，或《返校》遊戲／戲劇的人，早就熟習特定的敘事結構：一群知識分子讀了禁書或寫了東西，遭人指控顛覆政府，最後逮捕入獄。在國家體制的掌控下，這些人飽嚐嚴刑拷打，在外的家人受到監視，生活或升學受到影響。以上的過程，總是不乏各種衝突的時刻，人性的至高或卑劣時刻，體制的無情冷漠。

如果白色恐怖以雪為比喻，體制殺人就如雪崩猛烈。但雪的靜止不動、欲崩不崩的時刻，同樣令人不寒而慄。大多數的人沒見過雪崩，以為雪平靜如常，只是冷了一點，忍受雪的寒氣過活。

有人說轉型正義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但有時與遺忘無關──白色恐怖並未深入他人的生命經歷。轉型正義可能是不同記憶間的鬥爭。

█小船與冰山

《白色畫像》是一部極其「日常」的小說，共收錄三篇中篇小說。〈清治先生〉的主角在體制內，見過領袖、專心處理教學現場，直到小說後段，女兒的戀情是令他頭疼的難題。〈文惠女士〉的女主角逐漸步入生命終點，即使替運動人士的要角幫傭，依然無從理解時事的走向。〈凱西小姐〉裡長期流亡海外的女主角，面對海外台獨的演變，最終必須「面對」的是她的白內障。作者賴香吟非常細緻處理這些人物的心境轉折，也因為是虛構人物，才得以讓讀者暫時擺脫對史實的索隱，沉浸於作者的情節安排。

受《返校》影響，多數人理解的白色恐怖，是歷史人物不斷衝撞體制，直到高牆倒下。在這樣的敘事架構下，歷史人物彷彿一生的目的就只是打破箝制，難免淪於單一形象。所謂的「體制」也流於蠻橫粗暴，不講情理。體制與個人的互動，是否有更多細微的可能？

賴香吟的《白色畫像》提供另一種切入點，讓主角生活於日常。其所呈現的日常，是角色駕駛一艘小船，在歷史的大河裡緩緩而行。這艘船偶爾跟破開冰山的大船擦身而過。只有聽到遠方的撞擊聲，無法知道碎裂的是冰山還是巨船。小船行經冰山，一不注意就可能擦撞冰山而沉沒。當這些虛構角色與歷史人物最靠近時，並非目睹他們撞擊冰山，而是日常瑣事。如此我們才能以虛構角色的形象為參照，看到歷史人物的另一面。一位追求自由正義的民權人士，如何面對一位幫傭呢？是一以貫之視為平等，還是有階級的歧視？一位遵循國家體制的教育人員，當學生闖禍時，是在意學生的未來，或個人前途？在海外多年的台獨人士，隨時間流逝，他們的成果會是遺產，還是負擔？

《白色畫像》諸位主角都有各自的動機，情節轉折、人物心境寫得極好，小說結構已經俱足。但如果加上歷史因素，小說走向就有另一種可能，日常之外依然是威權之內。

█差一點，活成另一種人

將日常擴大，會發現威權政府所設下的界線。有幾處的安排，不禁讓人捏把冷汗。這些凶險，大多沒道理，無跡可尋，套一句《返校》電影版的話，「不就是看幾本書而已嗎？」

譬如〈清治先生〉，當清治先生處理學生不知輕重的言論，為了打住上級長官的懷疑，避免學生成為「匪諜」，他總是先說一句：「我保！行了吧？有事我負責。」

教師之間的互動，一旦加入白色恐怖的脈絡，原本平淡的故事就有機會急轉直下。清治先生會不會遭受牽連？牽連的範圍又會多廣？作者並未在此處多所著墨。回歸到標題本身，從同一時代走出來的人，不必然都記得同樣的歷史。清治先生只是與冰山錯身而過，他也許認為冰山有其意志，不讓無辜之人粉身碎骨。誠如盛浩偉所言，白色恐怖的恐怖之處不再於碰觸禁忌，而是人民根本搞不清楚界線在哪裡。

讓真正存在的歷史人物登場，也是手法之一。〈凱西小姐〉提到一位在美軍俱樂部唱歌的女歌手，藝名叫「Panana」。這位Panana真有其人，後人多半記得她另一個名字──高菊花。

高菊花又是誰呢？她的父親是鄒族教育家和政治家高一生，後來因白色恐怖遭到槍斃。高菊花身為長女，不僅留學夢碎，還必須到美軍俱樂部唱歌賺錢，偶爾在政府的脅迫下聽從指示，陪侍高級軍官。〈凱西小姐〉的panana是嗓子好的歌手，原本值得大書特書受難者的歷史，賴香吟隱而不發。留待知情的讀者倒抽一口氣，跳脫時代之外，才能看見歷史的另一面。

愛唱歌的凱西小姐與Panana，有著同樣興趣、能力，卻因為歷史安排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類似的對位在另外兩篇小說也可見到，〈文惠女士〉的女主角文惠（ふみえ）與影星張美瑤（本名富枝，ふみえ）亦同，文惠女士因為丈夫的投資失敗，必須依靠四處煮飯、幫傭維生。張美瑤因為婚姻而息影，然而丈夫外遇，再一次重登銀幕已經是多年之後。〈清治先生〉的清治，有一位進入精神病院的朋友，兩人都喜愛楊牧的詩。

小說的主角，都差一點活成另一種人。回憶中的日常，沒想到會如此脆弱。

有時，賴香吟會將這些歷史人物拉到台前，讓虛構角色與之互動。這也許是賴香吟選擇將歷史人物化名，提供一些線索讓讀者追尋。畢竟，她虛構了這些歷史人物的日常。這些日常難以在歷史文獻、訪談紀錄呈現，唯有透過虛構人物的目光，讀者才有理由探究歷史人物的私人面。

這也是《白色畫像》的高明之處，從日常著手，先是戳破威權體制下脆弱的日常。又隨即利用同一個場景，挑戰我們對於那些勇於衝撞的先賢先烈的形象。白色作為最重要的象徵，那可能不只是指涉「白色恐怖」「真相大白」，甚至也提醒我們，歷史紀錄之外的白，有時虛構反而更顯其真實。

以《白色畫像》為起點，不同的歷史記憶不再錯身而過，而是擁有交錯對話的可能。

※註：本文標題靈感來自鄭智源的小說〈我和我的瘋狂史錯身而過〉。

文章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688期

圖片來源：Serene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