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勞動節、勞工農民議題在1920年代的台灣社會，就是知識分子與大眾之間的共同議題。當有一群人急切地尋求台灣文化要向上、「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之際，也有人會問：「時代的進步與人民的幸福能否成為平衡的天秤？」這兩篇文章以1920～1930年代的左翼運動為基底，以台南勞工運動作例證，並佐以史料文獻，真實呈現一個時代的運動軌跡。

當代討論日本統治時期，1920年代是最常被賦予「啟蒙」「狂飆」語彙的年代，當時台灣本土知識分子透過日本吸取西方思潮，再轉化為自身的省思與回應。社會大眾不得不接受被殖民的身分，不得不承認「台灣是帝國的台灣」，不得不放棄武力抗日的行動，在這種頹喪的處境下，知識分子到底還能做什麼？1921年10月17日台灣文化協會興起，知識分子開始了啟蒙的論述、打開文化運動的場域，隨著啟蒙開始強化追求個人價值與自由人權，許多衝突、矛盾的口號也應運而生。究竟在那個啟蒙的時代下，人民的幸福被關照了嗎？

█文化浪潮下的人生實鏡

「當時恰值竹林事件發生的起頭，幾萬人的關係者，生路將被斷絕，正在走投無路，叫天不應，憂傷、恐懼、怨憤、交併一心，苦於無法自救，但是，他們尚有一線的希望，維繫於文化會。他們曉得文化會是要替大眾謀幸福的，所以抱著絕大的期待，想望能為他們盡一點力，使生活不受威脅，得有一點保障……。」賴和在1925年自傳性小說〈阿四〉中，描述當時知識分子想為人民做些什麼的渴望。當時台灣文化協會（文協）已成立四年多，社會也在日本「殖民進步主義」各項政策下有了相當大的改變，知識分子帶著啟蒙的鑰匙，奔走全島，欲為眼中矇昧大眾打開世界，然而橫在眼前的現實卻是那越來越顯明的階級差異，以及勞農者被壓迫下生活中遭受的痛苦。從1910年代竹林事件，到1920年代蔗農抗議事件、二林事件，都在在顯明了「時代的進步與人民的幸福，原來是兩件事。」

那麼文化運動是否真能為人民解決痛苦、帶來幸福？這是啟蒙浪潮下的暗礁。文協路上總是向前的蔣渭水、頻頻回望勞苦大眾的賴和，他們都帶著這樣的疑問持續前進，終於碰到衝突之礁。1927年，台灣文化協會路線開始產生歧異，文協人分別左右，有關「大眾是誰」「大眾的生活」等各樣提問，充斥在島嶼各地；人們質問，蔡培火所呼喊的「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究竟要如何實踐？無庸置疑地，實際走上街頭，並且直搗權力蜂窩的社會運動，是必要也是文化組織展開後的必然成果，1927年文化協會的分裂，即是明證。

台灣農民組合（即今日農會前身）第一次全島大會的要旨中如此提到：「我們農民非為生存而積極奮戰不可。我們的戰鬥性農民組合不問有組織與否，應成為日常經濟鬥爭的主力，要勇敢進攻，被推入無底深淵的工人與農民的日常鬥爭的領域雖然場所相異，但工人為主的場所以工資與勞動時間為主，農民則以田租與耕作權為主。農民運動與工人運動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這群急切為大眾發聲的知識分子，運用宣傳單張、即時的演講會、街頭演劇等方式，傳達生活上的困苦一定要有所解決與解釋，當中包括大眾本身的宗教信仰、生活習慣等，都一併被提出討論。生活都無以為繼，人們卻仍深陷迷信之中，實在叫人無奈。當時的社會經濟，有如1934年台灣文藝聯盟成立宣言中所載明：「自從1930年以來席捲了整個世界的經濟恐慌，是一日比一日地深刻下去，到現在，已經造成舉世的『非常時期』來了。看！失工的洪水，是比較從前來得厲害，大眾的生活，是墜在困窮的深淵底下。」足見1930年代的台灣困境。

█幸福始終是一頓飯的溫飽

台灣勞農運動在台灣總督府1931年1月起激烈取締下，部分組織開始潰散，同年9月中日發生九一八事件後，日本與台灣左翼運動被迫消沉，知識分子與人民聯手的社會運動也告一段落，書寫者至此全力轉入文學創作。

啟蒙時代下，人民的幸福究竟有無獲得改善？從1920年代啟蒙鑰匙開啟台灣文化「要向上」的那一刻起，幸福的定義，始終是一頓飯的溫飽，左右派知識分子很快就觸及這個共通點，若連這最基本需求都無法被滿足，所有文化運動口號都是虛無。而這一切虛實，如今都成了台灣文學收藏的記憶。

█文化運動下的鮮活生命史

●台南洋服工友會三週年紀念懇親會

1927年是台灣農民組合在台日勞動農民黨支持下完成全島性組織的一年，1927年12月１日藉台中市初音町的樂舞台召開全島大會，邀集與會者800多名（代議員155名、旁聽者600餘名、來賓50名）。當天，勞動農民黨幹部且為台灣農民組合顧問的律師古屋貞雄自朝鮮來，日本農民組合中央委員長山上武雄自大阪來，均為指導此次大會而來台，文化協會台北支部連溫卿也親自出席，就座於會場的顧問席，台南洋服工友會即是在這樣的勞動組織前期運作下成立。1931年之前，全台的勞動組織、工友會都非常盛行。

●反對普度講演會宣傳單

演講者以台南青年為主，由赤崁勞働青年會主辦。

●革新會員反對迎神

1932年8月10日《台灣新民報》上刊登大溪街上歷史悠久的「普濟堂」舉行團祭，大溪革新會員認為，勞動者為了廟會耗費金錢，是迷信的行為，因此大大反對，並在廟會的現場發布宣傳單，大喊「破除迷信」。

●《革新》

1934年由李獻璋所編、大溪革新會發行的《革新》，是針對當時大溪街大眾文化啟蒙而生。在反迷信、風俗改良上，《革新》與1930年赤崁勞働青年會出版的《反普特刊》意義相近。《革新》全書以漢文為主，穿插楊逵、賴慶兩篇日文文章，在日人帝國主義越見高漲的1930年代，能保持如此大量的漢文刊物，實難能可貴。相同的，《反普特刊》也有這樣的特質。

●〈一個勞働者的死〉

1934年楊華參加台灣文藝聯盟，1935年發表〈一個勞働者的死〉和〈薄命〉兩篇小說。其後因貧無法就醫，1936年5月30日懸梁自盡，享年30歲。〈一個勞働者的死〉中的主角，是一個以種菜為生的小農，後來因經濟恐慌無以維生，跑到都市的鐵工廠做工，卻受到資本家的壓榨，為了飯碗，只得每天在不潔的環境中日夜不停地賣力工作，終至病倒，後來因貧病交迫而死。小說以資本家、勞工截然不同的生活作強烈對比，道出資本家的幸福生活，其實是榨乾勞工心血攘奪而來，小說譴責了資本家欺壓勞工、剝削勞工，逼使勞工至死的慘狀。（維基）

文章與圖片來源：台灣教會公報，https://tcnn.org.tw/archives/85613，2022.04.12摘錄。

相片提供：國立台灣文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