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他會搭小火車從彰化前往鹿港看診，由於病人實在太多，往往耽誤了回來最後一班車，但只要有人知道蘭醫生還在鹿港替人看病，站長便會下令火車等候蘭醫生……。 —台中中會歷史人物‧蘭大衛（註1） 

 

這是蘭大衛醫師在彰化從事醫療宣教，常常被提起的往事，在平凡中透露著不平凡的迴響，蘭醫師夫婦切膚之愛的故事，已成為台灣靈性的一個寫照，是台灣人對生命和價值新的理解之象徵。「南門媽祖宮，西門蘭醫生」所描繪的傳道人，不同於在講台上傳講信息的牧師形象，而是接近母親對孩子的關心和照顧，也反映婦女承受懷胎和生育之辛勞。醫療宣教師的形象也有陽剛的一面，當戴仁壽醫師要創設淡水八里的樂山療養院時，受到當時淡水居民的反對，一方面開設樂山療養院，會使淡水地區的地價和房價下降，二方面當地居民不了解痲瘋病傳染途徑和醫治，害怕受傳染疾病的威脅。戴仁壽醫師並沒有因為當地一些居民的抗議而退縮，他與政府聯繫，得到支持，將當時最先進醫治痲瘋病的療養方式，帶進台灣，盡心盡力為被社會遺忘的人努力。（註2）另外，戴師母馬嘉利（Margery Miller, 1882-1953）是護士，也是戴醫師最忠誠的支持和協助者，他們為了提升台灣醫療品質，在二十世紀初期由戴醫師以白話字寫了《內外科看護學》，因為戴師母分擔醫院許多事務（註3），以及許多人的出版協助，1917年戴醫師才能將此巨冊的專業書籍付梓，成為台灣本土早期的看護學教科書。

 

謙卑的蘭大弼醫師在離台返英前的談話中，提到妻子高仁愛醫師對自己工作的支持和幫助，讓我們注意到這些醫療宣教的師母們和醫療女宣教師的角色。包括文安、朱約安、烈以利、吳阿玉、呂馬烈等姑娘，以及執業的女醫宣教師，她們因應當時社會情況和婦女的需要，選擇擔任助產士或是婦產科醫師，陪伴台灣婦女走過一個世紀的生育之路。

 

深入家庭　憂喜與共

 

台灣第一位現代女醫宋伊莉莎白（Elizabeth Christie Ferguson 1866-1901, 宋忠堅師母）在台灣不到十年時間，深入台灣人的家庭，為婦女接生、為孩童治病、勤於協助，不但分憂也與他們同享健康的喜悅。劉俊臣牧師為其作傳時，這樣寫道：

 

為著體貼上帝好生的恩德致到真無閒，施格外的恩典致到真遠的人也得著。彼時伊teh打揲（治療）人的病疼攏無嫌著磨；將藥發予人，也無收人的錢。論到這算是平常的事。總是佇這款去共人拾囡仔的代誌閣較顯出伊的疼痛，就是無論三更半暝，a是凊彩時陣見叫見行……。這人來死去，無論婦仁人囡仔逐都捌伊，所以一下聽見伊死，濟濟流目屎。—宋牧師娘的小傳（註4） 

 

伊莉莎白醫師1892年到台灣從事醫療宣教，以婦產、兒科診療為主，並提供藥物，1901年不幸因病去世，這位女醫對當時仍處在舊傳統的台灣婦女和孩子，提供了教士會無法協助的部分——進入台灣人的家庭，與他們憂喜與共。女宣教師可以體會台灣婦女的處境，也願意為她們多走一哩路。文安和朱約安兩位姑娘來台初期，主要是負責教學，認識環境以後，堅持取得助產士文憑，成為台灣最早有文憑的助產士，她們進入台灣家庭，成為婦女的朋友。兩位姑娘於1885年來台，比伊莉莎白醫師早到台灣，黃茂卿長老記錄她們的服事時這樣說：「身為女人她們知道生產的痛苦和危險，卻看到台灣婦人在封建保守之環境中……。」（註5）兩位姑娘除了承擔學校工作，也從事助產工作，常常去探視婦女和佈道，將教會婦女組織起來，成效卓著。接近伊莉莎白醫師的做法，兩位姑娘「救助難產的婦人全不收費用，反而送衣服給嬰兒，如遇貧寒困苦者，則多加贈送物品。」（註6）

 

醫療宣教　傳承接棒

 

在彰化基督教醫院擔任護理長的烈以利（Isabella Jane Elliot, R.N., 1881-1971）姑娘更是感受到台灣婦女在傳統文化下的掙扎，並以實際行動參與在她們當中。鄭仰恩牧師如此記錄這段歷史：

 

祐美生下後，因為家裡子女眾多，她母親隔床的產婦在產下一死嬰後向她要孩子。當時，在彰基擔任護士長的加拿大宣教師烈以利姑娘聽到她們的對話，就勸蘇母不要輕易捨棄孩子。結果，蘇母對烈姑娘說：「妳若願意收養她，我就送給妳！」因此，祐美成為烈姑娘的養女。（註7） 

 

以上就是蘇祐美師母出生的故事，她長大後嫁給侯書德牧師，一起成為宣教師，再次讓我們驚訝於上帝的作為和恩典。與此相關，第一位台灣人女性西醫蔡阿信年幼時，也曾被送給一位牧師當養女，不過因為阿信堅持回母親家，後來母親將其留在身邊。蔡醫師是第三代信徒，在淡水女學校就讀時，受到金仁里姑娘的栽培，以及學校老師的鼓勵，畢業後前往日本受完整的醫學訓練，返台成為婦產科醫師。1925年到台中開設清信醫院，不久即在醫院附設產婆訓練所，為台灣訓練了約五百名助產士。當時台中的半數孩子是蔡醫師或她訓練出來的助產士接生的，因此被譽為「台中之母」。（註8）清信醫院的收費原則，採用「富者多收，貧者少收，赤貧免費，赤貧的產婦生完小孩之後，還免費贈送兩套嬰兒衫和幾罐鷹煉乳。」（註9）清信醫院的收費原則呼應醫療宣教師的愛人精神。

 

吳威廉（William Gauld, 1861-1923）牧師的女兒吳花蜜（Flora M. Gauld, 1902-1991）醫師與蔡阿信醫師是同時期執業醫師，吳花蜜醫師也是婦產科醫師，曾在新樓、彰基和馬偕醫院服事，夫婿李約翰（John L. Little）醫師則擔任醫院院長職分，直到日本政府要求所有宣教師返回母國為止。1953年高仁愛（Jean Murray Landsborough, 1920-1993）醫師隨著夫婿蘭大弼醫師到台灣服事，也擔任婦產科醫師，她回憶說：「差不多這年代凡產婦都在家中生產，除非有緊急情況才上醫院來。……我們逐漸鼓勵產婦做產前的料理和來院分娩。有時我們必須在門診替產婦接生，然後才轉到婦產科的病床，我們逐漸能介紹麻醉藥以減痛，紀錄分娩的進行和產後料理，並由護士小姐做家庭訪問。」（註10）不僅如此，彰化基督教醫院接著也引進新生兒保溫箱、診治不孕症和宣導家庭計畫，高仁愛醫師在公共衛生領域也有卓著的貢獻，見證台灣婦女生育之路進入新的階段。

 

參與陪伴台灣婦女生育之路的女宣教師很多，本文將百年來不間斷的投入者以時間排列，因此頗受限制，相信未來如有專文研究，會有更詳盡的記錄。這些在台灣做光做鹽的女宣教師，不僅提供專業的醫療技術，更在靈性上展現無我、愛人和陪伴的特質，她們的用心陪伴和同理更反映女宣教師的靈性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