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9日，阿中部長宣布全台灣正式進入三級警戒至今，已經兩個多月的時間。不論是工作或是生活，都有了新的面貌。

我們也經歷過全世界在2020年強制封城後的混亂、不安和困擾；經歷過意外而來的溫暖，還有擺在眼前不爭的殘酷現實。就在短短一個週末，習以為常的工作模式完全被「線上、遠距、電話」取代，學校的實體課程變成線上課程。不只是工作和上課，連生活模式也變了樣。線上買菜、線上訂餐、線上購物，就連運動課也被YouTube上百百種、各式各樣的課程取代，更不用說每個禮拜的主日禮拜和兒童主日學，全部都變成「線上」。熟悉的生活和工作，可以被「線上」取代，轉眼間變成「線上模式」。

然而，疫情也是面照妖鏡，使得平時藏起來不太注意到的面向，得以被一覽無遺。進入三級的第二個禮拜，當我和同組同事、其他同事、廠商和國外客戶努力摸索，面對分流工作和在家工作帶來的不方便同時，聽到公司老闆和老闆兒子決定離開台灣，一個要飛去美國打完全套疫苗後轉去英國看女兒，一個預計暫時回澳洲避難。

澳洲籍老闆和少東在2020年到今年5月前，因為人在台灣，得以享受到其他地區沒有辦法享受的自由和安全。沒想到才剛剛宣布進入三級兩個禮拜，他們就決定離開台灣。同事轉述，老闆除了要一口氣補足去年一整年沒辦法進行的國際旅遊，同時也認為台灣的疫苗問題至少要半年才能解決，所以台灣短期內不是個安全的地方。現實的殘酷就是當人有更多選擇的時候，對這個國家的認識和認同，不一定是優先的選項。

「線上」也突顯出資方對於勞方的各種隱形剝削。「在家工作」隱含著各種本該是資方負擔的成本卻轉嫁給勞方負責，例如線上工作的相關設備添購。甚至有耳聞某些資方要求在家工作的僱員必須打開筆電的攝影鏡頭，藉此在工作時間內監控勞方的一舉一動。又或者同時具有母親身分的勞方，「在家工作」意謂著除了要顧好自己的工作，同時還得顧小孩和家庭，對她們而言，在家上班比去公司上班更辛苦。而像我這個與父母同住的單身者，面對的是公領域和私領域的劃分，以及上班時間和處理家事時間的界線。受影響的不僅是我，連我的父母也被迫調適公司界線模糊不清、機動性變換的生活型態。

疫情是面照妖鏡，將過去許多我們習以為常的習慣或者是行為放大，讓我們發現原來所謂的「方便生活」和「好的生活品質」，其實都是許多人的犧牲和妥協堆砌而成。當再次降為二級之後，不知道我們是否願意好好面對那些不應該習慣的日常呢？

文章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622期

圖片來源：Serene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