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7年，馬丁路德發表《95條論綱》引發了宗教改革。改革者對當時天主教會的領導者、教會組織結構、教義、儀式、信仰理念……提出抗議和挑戰。今日新教在記念宗教改革500週年的重點事工應是反思當時教改的信仰核心價值來檢省當代教會是否仍傳承「改革」的信仰精神。筆者將就宗教改革前後的教會之信仰權威、組織和宣教使命的差異性做分析和反思，作為當代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改革之啟示。 1.信仰權威。 天主教：1868年梵諦岡第一次會議，教會以教皇為主；1943年羅馬教皇把基督的神祕身體與羅馬天主教會做了無條件的等同。上述傳統在16世紀宗教改革之前即已根深蒂固存在於天主教會之中，教皇和教會無疑是教會的領導中心；好的教皇可帶領教會有好的見證，反之，則使教會沉淪。 基督教：聖經是信仰的最高權威。這項主張是針對當時天主教會領導者貪腐的情境而發。然而，不同教會傳統的釋經者對聖經有不同的詮釋，權威的最終來源還是「人」。不論是以教皇、教會或是以聖經為最高權威，教會必須意識到兩者都是建立在「人」的基礎上，是有限的，要避免絕對的神聖化。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主張聖經才是上帝的話語（非教會最高權勢者），同時也強調聖經對現實生活的意義；長老教會的神學認為聖經必須透過釋義學的探討（經文時代脈絡）、再藉由詮釋學的進路實踐在當代信徒的生活之中。換言之，教會反對將聖經的經文無限制地套用在當代社會和教會生活之中，這可能誤解聖經的原意，誤用聖經的權威。如：兩性平權、婚姻制度、同性議題、職場倫理、國家體制……。 最近教界因同性戀議題所引發的強烈紛爭，即是肇因於釋義和詮釋的進路不同。反同者堅持以經文為權威，用須考量經文脈絡和歷史背景；挺同者則循處境神學進路提出論述。所以，紛爭的關鍵是神學的認知和實踐，長老教會是奠基在神學（信仰反省）的基礎上，神學的論述，愛和關懷的行動才是信仰權威的基石。 2.教會組織。 天主教：「教會聖統制」。教宗是世界主教團的首領，基督的代表，普世教會在現世的最高牧人。教會的革新常由教宗推動，效率較佳，能保持「合一性」。反之，則教會陷入官僚腐蝕的窠臼。 基督教：「萬民皆祭司」。教會以教義為中心推行事工，全體信徒均有責任參與。然而，因領導者信仰主張、理念的差異，教會分歧漸多，導致新教派不斷成立。優點是保持「改革」傳統，缺點是分裂的過程帶來諸多的負面見證。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繼承加爾文傳統，主張祭司職由全體信徒分享，信徒對教會行政決策擁有參與的權利。教會組織與行政則是以「代議共和」的原則來進行，眾教會選出牧師和長老為代議者參與中會和總會共同擬定決策和事工。該制度的精神是奠基在「上帝的主權」「基督為教會唯一元首」信仰告白和「萬民皆祭司」的傳統之上，代議者參加議會時應秉持上述告白和傳統的原則來議事，所作決策亦應遵循該原則來鼓勵眾教會推行，而不是以「權力」運作的模式強迫、命令信眾遵行。 高壓政策對世俗的權勢運作或許有效，但教會是服事上帝的群體，只服膺基督模式的權柄。近年來長老教會內部所產生的「南部大會」、「福爾摩沙總會」、「總會銓衡」、「長榮大學事件」、「多元成家」、「總會選舉」……都與「權力」運作有關，鮮少回到「上帝的主權」的精神和原則，於是乎「改革中」的呼籲逐漸從基層信徒中浮出。 加爾文神學視會議如同禮拜，禮拜是為公眾而舉行，具有見證的功能，應該公開透明化，而不應成為權力鬥爭場合。教會各項會議的決議應秉持信仰的原則說服、影響信徒認同、委身而不是裁判、強制信眾服從。 3.宣教使命。 天主教在16世紀以前的宣教理念強調：教會對於世人的拯救能做什麼？由此衍生帶領異教徒或猶太人信主，使萬民歸主進入教會的宣教運動。然而，這樣的宣教運動逐漸形成「救恩的教會化」和「政教合一的宣教」現象甚而導致直接和間接的「宣教戰爭」，11世紀的十字軍東征，即是一例。 相對於天主教熱衷於「教會能做什麼？」，教改家則強調「上帝已經在基督裡所成就的」。宣教的重點不是靠人為的努力而是上帝自己的工作。教會要憑著信心跟隨基督的腳蹤參與基督的使命，實現上帝國於世上。 當代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宣教思維是16世紀天主教和基督教宣教理念交錯並行的：既是教會擴展導向又宣稱是以上帝國為目標。然而，在普世「上帝的宣教」典範──「宣教是上帝主動走向世界拯救所有受苦人類和受造物的行動」思潮啟發之下，黃彰輝發展出一套「處境化」神學論述，主張教會必須融入在地的歷史、政治、社會、文化、經濟……之中來見證基督的福音，同時強調教會要認同在地受苦、受迫，被邊緣化的人民，以行動陪伴他們爭取解放、自由。 處境化宣教思維支撐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走過1970年代的政治迫害和社會見證。然而，2000年以後台灣的政治社會情境改變，長老教會不但沒有洞察「解處境和再處境化」的需要，反而站在執政者旁分享社會資源。於是乎，教會宣教模式又擺盪傾向以「教會擴展」為目標，2010年的「一領一‧新倍加」運動雖強調信仰「質」「量」並重，但地方教會卻朝「量」的增長方向邁進，重現「救恩的教會化」「救恩個人化」宣教思潮。教會對社會公義、和平的關懷逐漸冷淡的結果導致地方中會和教會的山頭主義，陷入權力和資源爭奪的困境。 宗教改革的信仰內涵是承認人的有限性，教宗個人、教會群體、代議者的議會都是有限的，所以必須謙卑地在上帝面前尋求聖靈的引導，不斷地做信仰反思、持續教會的更新和改革行動，這不只是教會聖事人員的責任，這也是每一位基督徒的天職和使命。 當代神學工作者岡薩雷斯（Justo L. Gonzalez）和澤勒（Sölle Dorothee）提出三個神學類型來闡述歷史上基督宗教的信仰思想：A類型（正統／保守派）、B類型（自由派）和C類型（激進／解放神學）。他們認為三種範式在教會歷史中因時、地不同各有其正統地位。 當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諸多衝突可歸因於神學理念差異：A型神學與C型神學的爭辯，前者當權且禁止後者發聲；這也是16世紀宗教改革的肇因，教廷不接納路德的信仰理念，拒絕對話，終於導致新、舊教的決裂。追溯到耶穌的時代，猶太宗教對耶穌的上帝國論述亦是採取高壓、禁絕的策略，導致基督徒群體另組教會宣揚福音。 強權、拒絕對話常是導致信仰團體分裂的主因，台灣基督教會正面對這樣的危機，教會全體信徒若能盡責地督促代議士和聖職者謙卑地回到改革宗傳統和精神，不斷地做信仰反省、論述、對話，則危機有可能變為轉機，否則另一波的改教運動可能無可避免，甚而台灣教會將步入歐洲教會的後塵──被視為與社會「不相干」的信仰群體。 文章與圖片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4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