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Liberty）一詞源自拉丁文liber，是指人性的釋放（liberation）。人性的釋放在現代社會的了解，很自然地概括了外在政治、經濟、社會現實及內在心靈等層面。18世紀美國政治家Henry Patrick就曾說過：「不自由，毋寧死！」這樣的豪語，如同南非黑人政治領袖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名言「讓我自由，不然讓我死！」 從自由liber這字衍生的字根很多，其中與自由很有關連的是libra（天秤、公正）。Libra同時也是指西方十二星座之一的天秤座，意謂公平、正義。 自由與公正應有關連，真正的白由是以不妨害別人的自由為基準，以正義為基準的自由才是真自由。自由若沒有正義，就會產生如19世紀法國政治家羅蘭夫人（Madame Roland）在法國大革命上斷頭台時所說名言：「自由啊，多少罪惡是假汝名而行！」（O, Liberty, how many crimes are committed in your name！）不過，比這更可悲的是被奴隸者並非人人皆有自醒意識，難怪德國文豪哥德要這樣感嘆地說：「人最大的悲哀是身為奴隸還以為自己活得很自由。」 Libra另外一個意思是「樹皮」，當時所指的「樹皮」是用來製書，而書又是以「聖經」為主。在此，我們也可將libra（製造聖書的樹皮）引伸到從聖經信仰耶穌基督而來的自由。今天我就從這三個層面，以「自由」為題與我們一起思考，作一個台灣人牧者的自我期許。 ■自由是人性的釋放 早在18世紀，盧梭就在《社會契約》提到自由是一個人最基本的權利。美國總統羅斯福在1941年也曾發表「人類四大自由」信念，即「避免匱乏的自由」、「避免害怕的自由」、「言論自由」及「信仰自由」。雖然當時美國黑人還沒有投票權，女性也還沒有充分的參政權。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也通過「世界人權宣言」，進一步將人權分為「自由權」、「參政權」和「社會權」，然直到今日，全世界實行真正民主、主權在民的國家仍然不多。但直到1963年，甘迺迪總統在聯合國的演說中呼籲世界各國和平共處。他說：「我們今天的生活如同繫在一把戰爭刀劍的陰影下一般，這把戰爭刀劍卻由一條細線所牽引，我們隨時會因著人為計算錯誤而使戰爭刀劍滑落下來，在戰爭的刀劍還沒消滅我們之前，我們應該先消滅它。」今天，科學雖然突飛猛進，但政治意識型態的明爭暗鬥仍在繼瀆進行。1985年，美國衛理公會出版一本「致教會與社會的咨詢文」，文中明確指出在1980至1985年問，軍事費用總共花掉1.2兆，平均一個美國家庭每年要負擔2萬元軍事費用。台灣的情勢也因著中國的威迫政治統一而充滿不安惶恐，作為台灣人的牧者對台灣前途的關懷更應積極投入。對台灣前途而言，最有人性的看法是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住民來決定，而非中國獨裁政權或台灣一黨政權。身為牧者，從事宣揚福音釋放運動的人，應有更寬廣的世界視野來讓人性的整個釋放融合在基督褔音裡，並以積極參與的心情與信念來爭取台灣人政治地位的釋放及自我決定。 台灣人的牧者，應以台灣人的認同來作為基督福音宣揚禾場，同時也要學習以寬廣的心胸及世界觀來看待台灣民族論。一個民族如果只侷限自己在純人種的陋巷發展民族主義，最後將會造成種族主義的危機；如同一個民族只訴諸過去的悲苦而忘了努力，將會使其瞎眼。愛因斯坦得到諾貝爾獎後曾回耶路撒冷朝聖，看見整天站在哭牆啼哭的人群，愛因斯坦說了一句很感傷的話：「一個民族如果只是活在過去，那是最大的悲哀。」作為台灣人牧者，應該把過去台灣人的悲苦、恨帶到祭壇上化為定力而走向更寬容、美好的未來。 自由如果是人性的解放，那麼我們活在現代社會的牧者對人及人性的看法將非常重要。我們生活在台灣的人已經飽受中國文化的污染太久，我們的教會應努力從封建的中國文化、一昧崇尚金錢與權力的價值觀釋放出來，並尋求重建有人性尊嚴的台灣文化。 台灣文化的發展一是定根本土，一是伸向廣闊的外在向著所有人性良善的經驗學習。一個能有自由空間，不被另外一套政治意識型態套牢的文化，其發展才會長遠。我們從日前不少台灣住民的投機生活方式應該可以得到警惕，很早以前的人其生活方式是「我就是我」（1 am what I am）；文藝復興以後，人追求「我想我是什麼，我就是什麼」（I am what I think）；資本主義興起後，很多人的生活方式變為「我有什麼，我才是什麼」（I am what I have）；今天人們在市場供需及顧客永遠是對的要求下，人的生活方式淪落為「你要我怎樣，我就怎樣」（I am as you desire me）。經濟追求如果沒有良善文化作為支柱，這個社會將只有以「錢」的價值看「人」。 作為台灣人的牧者，提升台灣人的釋放運動進入文化、生活方式的層面已經刻不容緩。我們已經不能安心地只在每主日有冷氣的講台上，向大眾宣示上帝的愛，而同時又對那些在街上毫無笑容、不被看待為人的弱勢者視若無睹。我們作為牧者應頭腦清醒、具有勇氣並有智慧地參與台灣文化的釋放與重建，讓台灣人的自由是人性的釋放，活得像人並有尊嚴。 ■自由與正義 自由與正義是關連的，沒有正義的自由是假自由，如同南非屠圖主教（Bishop Tutu）所說：「沒有正義的和平不是真和平。」解放黑奴的美國總統林肯深信，上帝不可能同時贊成和反對同一件事務，聯邦政府要廢除奴隸制度而南方各州卻不願意，兩者之間必有一方是不正義的，所以林肯才會說：「我的關心不是上帝是否站在我們這邊，我最大的關心是我們有否站在上帝那邊，因為上帝永遠正確。」 我們今天從事追求台灣人自由的人或團體，最怕的不是努力不夠，而是用很獨裁（不自由）的方式來追求自由。自由一定要在民主思想的引導下，才能讓尋求自由的人有一個正確及正義的方向。用「獨裁」的方式或是漠視及不尊重別人意見的方式來從事「釋放」運動的人，本身已經就先被綁住了，還能有力量去釋放別人嗎？自由一定要有公正。在哥德所寫浮士德的故事裡，浮士德與魔鬼打交道，讓他在24年中自由自在的 為所欲為，然後代價是24年後與魔鬼一起下地獄。在罪中自由的人，在審判中一定不自由，如莎士比亞說：「罪從前門來，平安就往後院走。」 正義（Rightousness）是正確的意思，意即自由要有正確的走向。然Right也有「右邊」的含意，人類自古以來好像一直就對左邊、左派沒有好感。1789年法國舉行國家三級會議時，當貴族一進場向坐在中央的國王行禮後就自然坐在右邊，留左邊位置給平民代表。往後左派就與「無產階級」連結一起。 今天玩的撲克牌，在文藝復興時也深具意義，黑桃（Spade）是「鏟子」、「劍」的意思，代表貴族；紅心（Heart）代表教會教職（以前稱為神職）人員，這二個階級是代表上層統治階級。而鑽石（Diamond）是商人代表，新興的中產階級；梅花（Club）卻是棍子的意思，是指不得不上街頭遊行示威的一群勞工農民朋友。我們作為台灣人的牧者，是選擇站在黑桃統治階層那邊，還是願意與梅花下層階級站在一起呢？ ■自由與信仰心靈 基督教福音運動中，存在著兩極化的爭論，一方是主張個人改變（得救），社會才有可能改善；另一方是主張社會結構要先改變，個人才有可能改變。其實這兩個主張都有其真實性，自由一個最基本的了解就是人性的釋放，而人性的釋放有其個人性，也有其社會性。忽略社會性的個人人性釋放，無非是窄化福音的本質，如同忽略個人性的社會釋放，最後福音若沒有深植人心，社會仍有可能淪落到獨裁走、獨裁來的惡性循環危機。 以個人性的層面來說，保羅在福音的信仰中有不自由的自由，一個在監獄坐牢的人，肉身不自由時，還能因著基督的恩典而心靈自由，這是不自由（肉身）的自由（心靈）。但保羅這種心靈的自由，也因著信仰而有一個社會性、民族性或普世性的理解，就是因著自己猶太族群、普世人群的不自由而感到不能自由，這是自由的不自由，這是信仰心靈對社會大眾拯救（個人及社會）的負擔而衍生的不自由，或因著自己偤太同胞的受苦不自由而心靈不能自由。現代人的問題剛好相反，是肉身自由，心靈不自由。我們看日本小說家三島由紀夫，在1970年寫完《豐饒之海》後，竟然在自衛隊總監切腹自殺。當時，他的老師川端康成感慨地說：「自殺而死是不值得的，三島的智慧受了迷惑。」另外，當芥川龍之介自殺時，川端康成也是說：「像芥川這樣有智慧的人竟然自殺，真是想不到。」然更想不到的，就是這位被譽為最能表現日本人靈魂的川端康成，竟然也於1972年4月16日開瓦斯煤氣結束一生。人的問題，其終結不在於是否生在自由或不自由環境，而是在於人有沒有自由的心靈。 印度聖雄甘地一生被關了2338天，但監獄沒有動搖他尋求印度人自由的心靈。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金恩牧師一生中坐牢14次，家被炸過3次，但威脅並沒有改變他尋求美國黑人自由的信念。早期教父奧古斯汀在其《懺悔錄》就有這樣的醒悟：「原來我不是被別人的鐵鍊鎖住，而是被自己的鐵鍊鎖住。」今天我們在台灣從事福音釋放運動的人，如果我們本身的理念、想法、信心都無法釋放時，我們如何能來傳揚釋放的福音呢？如果自己都不能自由，何能引領民眾走向自由之路呢？ X X X 英國哲學家Spenser曾說過：「沒有一個人是道德，除非所有的人道德；沒有一個人是快樂，除非所有的人快樂；沒有一個人是自由，除非所有的人自由。」 作為台灣人的牧者，最寶貴的負擔就是將羊群（台灣住民）的不自由視為我們牧者的不自由，而信仰最深刻的意義，就是獻身去從事羊群在不自由中的拯救工作。 文章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391期 圖片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2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