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而不燬」是全球改革宗教會（Reformed Church）和長老教會（Presbyterian Church）的共同標誌，源自舊約聖經出埃及記第3章，描述摩西受上帝選召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時所看見的一個奇特景象，即荊棘被火焚燒卻沒有燒燬（Burning Bushes），象徵著上帝的子民雖處於苦難中，但上帝卻要保護他們，與他們同在。初代教會時期，教會也歷經許多的逼迫、苦難，也如同保羅與巴拿巴向初代基督徒所說的話：「我們必須經歷許多苦難才能成為上帝國的子民。」（使徒行傳14章22節）

16世紀宗教改革時期，法國的改革宗教會（Huguenots，預格諾派）受到屬天主教的法國國王壓制、迫害，卻堅持信仰不願妥協。這個被迫害的教會自許為火燒荊棘的教會，雖然經歷極大的艱難困苦，卻仍屹立不搖，並於1583年開始採用「焚而不燬」作為該教會的標誌。

接著，愛爾蘭教會轉化了焚而不燬的消極意義，重新定義焚而不燬的意義是「被焚燒卻依然興盛」，英國長老教會的信徒也因為信仰歷盡迫害，故倫敦教會也於1642年採用此標誌。後來，蘇格蘭、澳洲、紐西蘭、美國、加拿大各地的長老教會先後採納此一標誌。

台灣最早使用「焚而不燬」標誌者，為加拿大來台宣教師馬偕牧師（George Leslie MacKay）。由於1884年清法戰爭時，法軍砲擊淡水之後，陸續有７間教堂受到排外情緒的波及，而受到本地憤怒民眾破壞、燒燬。對馬偕來說，他是加拿大長老會第一個派駐海外的宣教師，而北台灣則是加拿大長老會第一個海外宣教區；無端捲入法國與清廷的戰火已經很無辜了，教堂被排外的民眾拆毀更是無妄之災。事後，馬偕牧師向台灣巡撫劉銘傳索賠，根據馬偕自己的描述是這樣說的：

那些異教徒非常高興，因為他們以為教堂既然已經都被拆毀了，基督教也會跟著不見。我們到處都聽到嘲弄的歡叫聲說：「都不見了！」但是我們並不氣餒，我們把被搶匪所搗毀與搶劫教堂建築與財物所受到的損失，做了一張申訴狀，呈給了中國軍隊的總司令劉銘傳。他接到狀子，沒有多加辯說或等候北京指示，就給了一萬墨西哥銀元做為賠款。

馬偕在教堂重建的過程中，必須思考教堂的修復及外觀；更重要的是，如何讓教會的建立更加穩固。於是馬偕就以該款項建造了四間擁有高尖塔的禮拜堂，並在塔尖兩邊畫了火燒著的荊棘，並加上拉丁文「Nec Tamen Consumebatur」，代表著台灣教會是從迫害、艱難的處境中洗鍊出來的教會。這是台灣教會首次在教堂刻畫上「焚而不燬」，更成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標記。馬偕在回憶錄中，評論這一段經歷：

被拆毀了的教堂都在原地再重新建起，而需要整修的也都加以整修，而且不僅這樣，在法軍未來以前的四十間教堂不僅都依舊繼續下去，而且還新增了五個佈道處，每一處都建了一間教堂。就這樣，我們的工作不斷愈來愈興旺。愈來愈多地方接受福音，也愈來愈多的教堂。從四十間變為五十間，再增加到六十間，這就是教會都被摧毀了的結果。上帝的火確實在荊棘中，但荊棘卻是「焚而不燬」。

馬偕顯然對清法戰爭所發生的教案之處理相當滿意，認為歷經迫害，教會不僅沒有消逝，反倒更加璀璨興旺。

在台灣宣教初期，每遇政治動亂往往發生民眾迫害信徒、搗毀教堂的「教案」，不僅北台灣如此，南台灣也是，1868年因「樟腦事件」引發的埤頭（鳳山）教案，在個別案例則有台灣首位殉道的莊清風以及甘為霖牧師在白水溪受困事件等。面對各種教案，宣教師們堅忍不屈，均展現傳統長老教會「焚而不燬」的信仰精神。

日治時代，本地基督徒菁英逐漸成為台灣社會中堅分子，基督徒注重教育，是一種社會生活的提升，全世界都是如此。當年台灣基督徒只佔1％，基督徒子弟卻佔醫學院1/4、留學歐美2/5；後來，在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菁英中，因而有許多長老教會信徒。

然而，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挾制，相較於韓國、滿州國的基督徒群起反對，甚至殉道，台灣教會卻一度屈服，無法彰顯焚而不燬的精神。這也反映當時台灣教會太年輕，而宣教師也沒有著重「信仰良心與勇氣」的教導。

近代台灣民主發展也與教會有很大的關係，許多宣教師決意為戒嚴「無法出聲」的台灣人發聲，包括杜佐治牧師1966年成為台灣不受歡迎人物，他的護照上蓋滿了每年申請來台被否決的章。另外，唐培禮牧師夫婦幫助彭明敏逃離台灣；遣送回美後，台灣情治單位還告訴美國中情局，他是爆炸案主謀，使其長期無法出國。

戒嚴時期，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有很美的宣教師傳統，值得後人學習；宣教師勇敢發聲，在他們焚而不燬的生命上留下許多苦難的記號，卻成為日後台灣民主自由的美麗典範。這些典範後來在美麗島事件、解嚴、平反二二八、社會運動等造成潛移默化的影響。

時至如今，教會少了苦難與逼迫，儼然中產化。如何激發出焚而不燬的精神，是值得努力的課題，在這個時代，我們需要找回長老教會焚而不燬的信仰傳統、建立榮譽感、實踐社會關懷等多種方法，去點燃年輕一輩的熱情。

文章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269期

圖片來源：P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