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來，我推動醫療體系的人性化改革，近十多年來更致力於安寧療護與生死學的社會教育推廣工作。蒙台灣教會公報社「星期二讀書會」組長林永恩牧師之邀，主講恩師。我是佛教徒，但無論是教會或松年大學找我演講，我都來者不拒，我說：「不管你信什麼教，到頭來都是死路一條！」

■死亡其實是一種生命教育！

恩師曾說過：「大家都需要生死學，但卻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我說：「假如不談死就不會死，當然請你千萬不要談死；如果談死可能會提早死，那也拜託你不要談死。可是明明不管談不談死，該死的時候沒有一個人逃得掉，請問你到底在怕什麼？為何不願早做準備？非得等親人臨終、事到臨頭才行？」我在安寧療護（安寧居家、安寧病房、安寧共照）的過程中，看到許多末期病人和家屬都是驚慌失措、手足無措、手忙腳亂、六神無主，像無頭蒼蠅、像熱鍋上的螞蟻。

我認為：「談死亡其實是生命教育！」人從出生後，接著就準備迎接老、病、死的命運和痛苦。我去警廣高雄台錄音，問主持人：「妳們播報車禍新聞為何要講三加一台車，不直接說四輛車呢？」她說：「因為四和死的音很像，怕聽眾聽不清楚。」我老實直說：「如果聽眾聽不出四和死的差別，那就表示妳就要檢討自己的發音，不然就要問妳自己：妳『到底』是在怕什麼？」

這不是個人的錯，而是我們整個社會從家庭開始就怕談死。家長和老師不談死，理由是孩子和學生聽了會害怕。我說：「請問是誰先害怕而不敢講？」家長和老師的身教與言教，讓孩子覺得死亡是可怕的、不能公開談論的。其實，聽到死亡的情緒應該是更複雜、更細微的，但卻被窄化到只剩下怕死和不怕死。

原本是不怕接觸死的人，才會去讀醫學系和護理系，畢業後變成醫護人員，真正面對死亡時卻不敢談。在醫院演講時，我常說：「全台灣最怕談死的第一名是主治醫師，第二名是護理師，可是卻把責任全推給病人和家屬！」我問：「病人明明快死了，為何不跟病人和家屬談死亡？」他們說：「病人和家屬聽了會害怕，所以不能談。」我納悶：「到底是誰先害怕而開不了口？」

出國旅行總有回程日，時候到了，就該收拾行李。如果人世間的旅程即將結束，你想要收拾哪些東西呢？既然「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和「裹屍布上沒有口袋」，除了會讓子孫對簿公堂的有形遺產外，我認為更應該留下的，是「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無形影響力。

你希望在臨終階段被如何對待？如果你不想被插管、飽受折磨後才死，就應該預做準備！根據《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事先填寫「預立意願書」者，在兩位主治醫師診斷病程為末期時，得保障自己免於被插管、電擊、接呼吸器、進加護病房等「死亡套餐」的痛苦。你知道這件事嗎？你簽了嗎？還是要等到昏迷才任由家屬替你決定呢？可是家屬要求通常和病人需求不同！每次在演講中問這個問題時，絕大多數的人都不希望被插管，可是在醫院裡，家屬幾乎都要求插管！我前年發現一項真理：「末期病人都希望不要繼續受折磨，家屬卻希望和親人常相左右，於是家屬就會要求或聯合醫護人員繼續折磨末期病人，醫護人員不小心就成為家屬對末期病人多數暴力和霸凌的共犯與幫凶！」

■我從安寧療護學到的功課

我從30歲開始從事安寧療護，到今年已經25年。早期有家屬問我：「許醫師，你還這麼年輕，為什麼會來做安寧療護的工作？」我還在思索怎麼回答時，她就說：「也對啦！如果老了才來做安寧療護，那就更恐怖了！」意思是：到那時候，不只陪伴病人臨終，還得要面對自己的死亡。

也有人問我：「你從事安寧療護這麼多年，內心應該變得很堅強了吧！」我說：「錯！假如內心太堅強，久了就會堅固如『牆』，病人和家屬就會常常撞到牆！其實，我只是很早就承認自己的脆弱和無能為力，然後願意並選擇留下來，陪伴孤單的病人和無助的家屬。」

後來有人問：「你從事安寧療護這麼多年，會不會比較不怕死？」我回答：「我認真對待末期病人，努力幫他們解除痛苦，至少減輕臨終前的各種疼痛之苦。我現在比較不怕死，因為將來不管我死後到哪裡，應該都有朋友會來招呼我。假如我對末期病人不好，將來無論死到哪裡，可能都會有仇人等著我！」

安寧療護的目標不是追求「善終」，而是「善生」與「善別」！末期病人不想死、家屬更不希望親人死，聽到「善終」都嚇得要死；安寧療護是在死亡來臨前，努力讓病人好好活著（善生）和好好告別（善別）。安寧療護是「總有一天等到你」，我們都會成為家屬，我們都應該要提早學習、預先準備。

文章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555期

圖片來源：Serene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