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長老教會設立女長老以後，女性才慢慢有機會直接參與教會決策和中會事務。簡要來說，長老教會由小會治會，小會成員由會眾直接選舉出來的長老（其中有一位是代議長老）和牧師共同組成；中會就是由各堂會的牧師和代議長老組成的議會團體。從教會歷史來看， 台灣福佬族群重男輕女的社會文化，使得教會選舉長執時，一般會眾比較不會將票投給女性，而女性進入公共領域發言和發聲，也需要更多的勇氣。

舉個例子來說，1925年台灣第一個由婦女自組的團體「彰化婦女共勵會」成立以後，舉辦演講，鼓勵女性成員發聲，這些女性菁英初次上台，因「缺乏經驗，身體顫抖，或汗如雨下……」我們不難想像，早期的女傳道或女牧師必須傳講福音、領導教會，甚至和小會共同決策，確實開展台灣女人的另一頁歷史，然而這一頁歷史絕不是一個偶然的發生，而是宣教師和本地教會經過無數的努力，逐漸堆砌而成的歷史成果。

■長老教會代議制度和女性封牧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北台灣的事工，屬加拿大長老教會的宣教範圍。19世紀末，加拿大內部新教各教派開始嘗試聯結，建立加拿大聯合教會（United Church of Canada）。1925年成立的加拿大聯合教會，由衛理公會、公理會和三分之二的長老教會組成。而另外三分之一的長老教會，獨立成為現今的加拿大長老教會（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雖然當時加拿大長老教會聲明，加入加拿大聯合教會的宣教師，可以繼續留在北台灣服事，但是大部分的宣教師都離開，許多轉到台灣南部服務。台灣神學院教會歷史學教授鄭仰恩牧師在〈論加拿大教會聯合運動及其對台灣教會的影響〉一文，詳細且精闢地解釋此一過程。加拿大聯合教會在1936年設立第一位女牧師，而加拿大長老教會則到1966年才通過設立女牧師的議案。

馬偕牧師到北台灣宣教和開拓教會，並沒有設立教士會，且在1885年自己設立嚴清華和陳榮輝為牧師，違反長老宗代議制度。在宣教區的需求和長老宗的民主代議精神之間，馬偕牧師無法兩者兼顧，是其宣教策略的限制，也牽涉到北部教會女宣教師和女學的發展限制。馬偕牧師的繼任者吳威廉，在1904年設立台北中會，請求加拿大的母會差派女宣教師前來協助女學校事工，北台灣的女宣教師由加拿大長老會女宣道會（Women’s Missionary Society）直接差派。吳威廉對教會組織看法，與馬偕牧師完全不同，1906年吳威廉設立北台灣的教士會，1911年吳威廉經教士會同意，邀請南部教士會，一起舉行南北教士會聯席會，1912年成立長老教會台灣大會，為往後南北聯合成為長老教會總會奠定基礎。北部教會的第一位女長老則是宜蘭的林揚，1926年設立。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部教會，屬於英國長老教會（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之宣教區，1956年英國長老教會設立第一位女牧師。英國當時差派宣教師到中國宣教的差會之一，是英國長老教會的差會（Foreign Missions Committee），因此許多蘇格蘭長老教會的宣教師，想到中國宣教，而加入此差會。蘇格蘭長老教會（United Free Church of Scotland）則在1929年設立第一位女牧師。

1877年，宣教師們在台灣南部設教士會，主要成員是外籍牧師和蘭大衛醫生，他們延續長老宗精神，由牧師和長老管理教會。南部宣教師相當深思熟慮，透過教會媒體（現今的《台灣教會公報》）傳遞會議的政策，並且逐步教導教會有關長老宗代議制度的組織和架構。1896年設立南部大會，1898年設立兩位本地的牧師劉茂坤和潘明珠。各地教會選舉代議長老參與會議，這是將台灣帶進民主代議制度的長期訓練過程，當然這當中仍無女性參與。本地女性信徒參與議會較慢， 與女性受教育與否有緊密關係，根本原因是社會普遍重男輕女。南部教會於1926年，由台南東門教會最早設立女長老龔瑞珠和蘇阿秀，至於女性何時被選為代議長老，仍須進一步查證。

南部教會第一位女宣教師是伊萊莎‧庫克（E l i z a C. Cook，李庥牧師娘)。1885年文安姑娘（Annie E. Butler）和朱約安姑娘（Joan Stuart）到台南協助女學校事工，這些女宣教師受英國長老教會女宣道會（Women’s Missionary Association）直接差派。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前幾位女牧師，都是南部教會設立的。前三位設立的女牧師，分別是高雄前金教會李幫助（1949年3月），屏東南州教會曾秀鳳（1950年5 月），台南安平教會李明安（1960年10月）。

查閱教會資料以後，筆者對南部教會產生深厚的認同，覺得南部教會是台灣民主議會和性別公義的先驅，特別19世紀南部宣教師花很多時間教育信徒，培養其民主代議精神，在台灣社會和教會界扮演先知性角色， 並且和本地牧者一起設立女牧師，讓女長老和女牧師可以參與小會和中會，甚至參與總會，實現性別公義的普世價值。隨著台灣文明和經濟的發展，總會自1980 年代開始與全球夥伴教會同步，推動性別公義，長老教會在台灣教會界仍屬關心性別議題的教會。

■黑暗想要吞噬光明

最近，從台灣基督教女傳道師關懷協會得到消息，2014年初南部有某兩個中會，對總會銓衡委員會條例中單一性別三分之一的法案提出修改，並且大走回頭路，一個中會提出將銓衡條例中單一性別三分之一修改為五分之一；另一個中會提出將該條例中單一性別三分之一的原則刪除。初次看到這些中會通過的議案，以為看錯了，再三求證以後，證實兩中會的修正案已經在中會會議通過，將提到今年4月總會年會討論和表決 沒想到南部教會原來如同明亮的星辰，現今已經失去光輝，心中百感交集，不斷問著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宣教師努力把好的遺產留給教會，教會卻不懂珍惜？

■困境和出路

筆者研究日治時期受教育的長老教會女性傳道人的主體性，其中有一個面向值得參考。長老教會女性傳道人藉著代議制度被允許參與議會，但是教會的代議制度並未改變台灣福佬文化中重男輕女的觀念。其中許多福佬族女性內化文化價值中的男尊女卑的觀念，而很多的男性已經習慣文化中的男性優勢，所以在議會制度中的議事過程，其實是帶著性別偏見的先前預設， 因此女性長久以來處於弱勢狀態，大部分女性傳道人需要很長時間建立自信心和學習掌握議事規則。就這一點來說，長老教會神學院在教育上，並沒有發揮好的功能；總會和中會傳道部也未提供有效的協助。

另外，常常聽到男性牧者說，女性長老或是牧師參與中會時，往往有位置卻無功能，但是這些被認為缺乏議事功能的女性，她們卻把自己的教會帶領得很好，運作小會沒問題。到底什麼因素使得可以運作小會的女性（長老和牧師），到了中會以後，被男性牧師群體認為缺乏功能？這是個中會需要思考的議題！

在台灣根深蒂固的重男輕女的文化偏差中，當有著男性優越感的男議員碰上內化重男輕女價值的女性議員，議案討論的結果，往往與主流男性議會的看法，不會有太大的落差，因為沒有性別差異，也就很難有女性觀點的補充。

長老教會需要銓衡委員會條例中單一性別三分之一的比例原則，因為文化傳統仍綑綁著許多的女性和男性，女性議員需要一而再的在議場中學習和提出看法，發出女性的聲音，才能使得中會和總會的議事，能夠回應這個時代的教會婦女的需求。

代議制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要讓不同的代議士，可以反映其所代表的團體，向體制表達這個團體的需要和意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性別公義的追求，正面臨著痛苦的掙扎，到底要向舊文化妥協走回頭路？或是蹣跚邁步往前，讓基督改造我們的舊傳統？性別議題正考驗著教會領袖們的智慧！

（七星中會和平教會牧師）

文章與圖片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2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