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紅海》1966年，馬克‧夏卡爾繪，俄國超現實主義畫家

【編按】本文為2013年8月北區「新眼光讀經分享會」專講內容摘要。

■受到出埃及記啟發的解放神學

受出埃及記啟發，解放神學家們重新發現基督徒生活的中心是「慈悲」和「反省性的實踐」（praxis），也就是在實際行動中體認信仰的意涵。對他們而言，拯救不只是靈性或屬天的福祉，更是達成政治、經濟、社會健全的歷史過程。換句話說，拯救就是解放（liberation），包括三個層面：首先是外部／社會政治層面（socio-political）的解放：幫助人從社會排斥、經濟剝削、政治壓迫、文化歧視中得解放。接著是內部／人類學層面（anthropological）的解放：幫助人從心靈的痛苦、文化及人性的疏離、物質化中得解放。最後則進入根部／神學層面（theological）的解放：幫助人從自我中心、靈性的疏離、內在的罪性中得解放。

為此，解放神學家堅決主張「公義」的優先性──即追求「社會公益」的心志；由此發展出「共同連結感」的精神，更進一步形成為了追求公義而和窮人或被壓迫者「站在一起」來對抗「世間的法老」的神學態度。在1979年於哥倫比亞的麥地茵（Medellin）舉行的第2屆拉丁美洲主教會議中，與會者不再談論「發展」，轉而主張「解放」，且是全人的解放。該次會議發表以下聲明：「貧窮本身是一種罪惡，先知們抨擊為是一種對上帝旨意的違犯，且這樣的違犯大多是基於不公義的罪惡結果。上帝差遣其兒子耶穌就是要來解放所有被罪、飢餓、悲慘命運和壓迫等所捆綁的人。」在此會議中，「上帝優先選擇窮人」的原則被確立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解放神學的論述中區分兩種「窮人」：第一種是「社會／經濟上的窮人」（socio-economically poor），也就是缺乏或被剝奪基本生存需求（食物、衣物、居所、基本照護健康、初步教育、工作）的人，且大多數是系統性剝削所造成的。巴西神學家波夫（Leonardo Boff）曾舉一位基層團體的婦女為例：她具有婦女、妓女、單親媽媽、黑人、窮人、原住民的身分，因此經歷了六重的剝削與壓迫，是窮人中的窮人。第二種是「福音裡的窮人」（evangelically poor），指的是不以自己為念，完全將自身和一切資源用來服事上帝和有需要的兄姊的人，他們願意為了上帝在世上的計畫而「成為貧窮」。一般而言，福音的窮人總是願意和社會／經濟上的窮人站在一起，而後者也必須學習前者的信仰態度。不過，如果一個基督徒每逢談到貧窮，總是硬要將它解釋成「心靈的貧窮」，這應該是對福音的嚴重誤解。

解放神學家主張默想與行動的合一，更強調教會生活是神學的中心：教會不是官僚的階級體制，也不只是分配聖禮的「奧祕身體」，而是貧窮者的僕人以及社會經濟公義的先鋒，這促成「基層基督教團體」（comunidades eclesiales de base）的建立。到1970年為止，光在巴西就有超過8000個「基層基督教團體」，他們可以說是「作為解放神學之反省基礎的行動派窮人團體」。

為了回應時代處境的挑戰，解放神學家主張：

‧教會該由「共犯結構」中悔改並跳脫出來，並就其有意無意參與在殖民主義及各種的霸權文化──包括種族、文化、性別、階級──中的罪行表達懺悔。

‧教會應學習「聆聽」鄰舍──即窮人、受壓迫者、邊緣人、需要者──的聲音。

‧「苦難」既然是人性共通的經驗，它應該成為信仰反省的起點。

‧教會在宣教和信仰實踐的過程中不應僅僅關心「非基督徒」或「不信」的問題，更應關注「非人」和「不公義」的問題。

■受壓迫者的教育學：良知化的教育理念

巴西教育家保羅•費雷利（Paulo Freire）深受解放神學影響，相信教育的目的就是帶來「解放的人性」，而這是建立在一個「永久的先知異象」上的：不是為受壓迫者提供安慰，而是一個可以為之不斷奮鬥的上帝國遠景。費雷利強調，在民主化過程中，不能再容許社會大眾停留在「無知」的狀態中。確實，無知比「文盲」範圍更廣，包括社會大眾「缺乏參與並介入歷史過程的經驗」。

費雷利的教育方法是由拉丁美洲的勞苦大眾「文盲」的教育過程中發展出來的，期望能使「無產大眾」由過去的昏睡（lethargy）中覺醒，並以「主體」的身分來迫切參與在國家的發展與建設中。也就是在學習讀、寫的過程中，讓他們深深體會到「自我」的存在意義並學習尖銳且批判性地辨識他們周遭的社會處境，進而改變這個過去長久拒絕他們參與的社會結構。面對貧苦大眾所接受的「宿命論」和「冷漠心態」的挑戰，教育成為一個具有轉變和顛覆性的力量。

有鑒於過去的教育方式是「填鴨式系統」（banking system），那麼，作為「協助者」的「教育者」要如何來因應呢？長久以來，「無知與昏睡」是整個經濟／社會／政治宰制下的直接產物，教育體制也成為「沉默文化」的維護者，「無力者」也存在於「沉默文化」當中。費雷利主張以「對話」和「提出問題」的方式來幫助已經失去學習動機的「受壓迫者」，重新學習和自身相關的知識。值得慶幸的是，許多文盲在這個教育經驗中體會到「自我」的價值、新的尊嚴意識、以及新的盼望的催迫。

■當代婦女神學運動的挑戰

另外一群深受出埃及記啟發的是婦女神學家，她們從婦女的具體經驗出發，且自我認知這是一個爭取公義的集體奮鬥，進而努力轉化、建立一個和福音精神相一致的教會和社會結構。她們的策略是批判長期以來支持性別歧視和父權結構的那些既存且根結久遠的神話或意識型態，而她們的方法和解放神學家相同，是兼具行動和反省的「反省性實踐」。

讓我舉盧瑟（Rosemary Radford Ruether）為例，她的神學反省以「出埃及事件」的先知、解放的傳統為規範，主張原本帶有平等主義的耶穌運動很快就被初代教會「父權化」了。因此，她主張應回歸聖經核心的「先知──彌賽亞傳統」，並以「批判性原則」來肯定且提升婦女的「整全人性」，拒絕任何否定、削減或扭曲婦女之整全人性的聖經詮釋，強調任何提升婦女整全人性的作為，便是上帝神聖的作為，反映出與神聖者真實的關係，是救贖的信息，更是救贖團契的使命。

正如出埃及記的解放信息所顯示，婦女神學乃是藉由對經文的「重新詮釋」，對父權文化和男性沙文主義進行全面性的批判，邁向「包容性」的人性高度（包容兩性、包容所有社會的族群與團體），最終達到對多元物種之自身獨特性的「價值肯定」，不以「階層等級」模式或統治者之基準來消解「他者」的本質潛能或定義「平等」，而是對所有以不同方式存在者的價值之肯定。這也是婦女神學所堅持的平權、參與、圓桌的領導模式。

■出埃及記對台灣教會的啟發：

對猶太人而言，妥拉是在描述上帝如何帶領以色列人從埃及那「為奴之地」走出來，進入自由、繁榮的迦南美地，且和上帝建立契約關係的過程。更深一層來說，這是一個解放和重建的過程，是從被奴役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和奴隸心態學習如何站立起來並過負責任的信仰生活的歷程。因為過去400年來在埃及的生活方式實在太混亂，加上奴隸性格盤根錯節、交織纏絆，整個民族的集體性格都被扭曲了。

為了幫助以色列人脫離奴隸生活的惡習和不健康的心態，並且重新塑造新的生活，特別是學習如何過一個豐盛、喜樂、慷慨互享的團體生活，上帝將律法賜給他們，內容包括教導和指引，來形塑一個新的團體。這就是上帝在西乃山所頒布、以「十誡」為中心的「律法」的精神。換句話說，妥拉不是重擔，它是上帝對那些在世界上失落方向、迷途的民族所賜下的禮物和指引，也是上帝的邀請，邀請我們來分享上帝所賜讓心靈得以喜悅的生活方式。

台灣島國長期經歷外來殖民統治，集體文化性格也呈現幽暗、扭曲、醜陋的一面，整體社會價值觀和文化心靈都需要解放與重建，更需要啟蒙與更新，這是教會最重要的使命，不但自身需要革新、改造，更有參與社會心靈重建的責任。筆者深信，面對此一挑戰，出埃及記應該可以帶給我們新的眼光與信仰視野！（完）

（作者為台灣神學院教會歷史學教授）

文章與圖片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2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