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又陷入另一輪循環報復的此刻，我想起了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導演製作的《慕尼黑》（Munich），一部以1972年慕尼黑慘案（Munich Massacre）為背景拍攝的電影。

那一年的慕尼黑奧運，發生一場前所未見的恐怖行動，11名以色列選手先後在選手村內被巴勒斯坦武裝組織黑色九月（Black September Organization）所殺，暴行震驚國際。這場恐怖行動促使當時以色列總理「鐵娘子」果爾達．梅爾夫人（Golda Meir）授權俗稱「摩薩德」的以色列情報局策劃天譴行動（Operation Wrath of God），組成「死神突擊隊」以隱蔽行動（covert action）形式反制恐怖分子，不任由恐怖分子為所欲為。電影以此事件為本改編，視角聚焦在以色列暗殺小組的成員。

這部電影後來獲奧斯卡金像獎提名最佳影片，內容自有其深度，我不見得可以窺得全貌，但想試著就我看到的部分分享，有些是電影裡面提及的，有些則是較隱晦未現的。

■對話

電影巧妙地藉著天譴行動將眾所矚目的以巴衝突放置在同一個畫面、空間中，諸如暗殺團隊在暗處觀察作家的生活點滴、與目標女兒產生的微妙情愫、與對方組織首領在同一個屋簷下激烈的辯論，甚至隨著任務的執行，範圍牽連越來越廣、暗殺小組成員越陷越深，暗殺目標雖一個一個解決，但代價是小組成員一個一個死去，更有與以巴衝突無關聯的人遭捲入，這種鋪陳使這部電影有相當的思考空間。

《慕尼黑》不著痕跡的情境設計，令以巴雙方有了現實世界不太容易發生的對話、闡述觀點的機會。其中在夜下的辯論，個人覺得堪稱這部電影最發人深省的場景。畢竟現實世界中，以巴雙方很難有這樣的平台，分享、討論對方真正的想法與需求。

以色列與西方列強交好，其想法、目標也較廣為人知，而處於政經軍弱勢的巴勒斯坦，獲得的國際認同相對較少，也缺乏在國際舞台發聲的機會。在一夜激辯中，主角赫然發現其實巴勒斯坦與以色列一樣，謀求的不過是有個家、有可以落腳之地，除卻立場、國籍，彼此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差異。現實的無奈是，資源是少的，需求卻是多的，以色列不可能放棄流離千年後回到的故土，巴勒斯坦亦不願意步上猶太人的後塵顛沛流離。周遭的阿拉伯世界雖然內部也有衝突矛盾，但在這議題對以色列讓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這樣的局勢下，無明顯衝突，並不是衝突不存在，只是欠缺引爆點。電影藉著這樣一幕，似乎表達出拍攝者的期待，盼望雙方放下武器，溝通彼此的訴求，從而產生理解，從理解而期盼共處的可能。

■陰影

《慕尼黑》也將1974年荷蘭女殺手之死編入劇情。這位荷蘭殺手並不是黑色九月成員，是受人委託殺害暗殺小組成員，最後遭到報復，死於自宅。在這事件中，這好像只是個插曲轉折，卻透露出一個訊息──以巴之間的衝突看似侷限在中東地區，但是在現今全球化的時代，實則牽一髮而動全身，只是所受衝擊的多寡不同罷了。

令人感到懍然的還有末了主角難以閤眼的那一夜。主角結束任務後到布魯克林定居，但神態仍然戰戰兢兢，一一檢視過去使用過的殺人技巧，如拆開電話、劃破棉被、窗外風吹草動、跟隨在後的黑色轎車等，過去成功完成任務的經驗，此刻都成了索命的魅影。「殺人者，必為人所殺」，同伴的死似乎成了這句話的註腳，那段暗殺的歲月雖然短暫，卻成了主角生命中不可抹滅的記號，深深刻劃在他的靈魂裡。

■省思

《慕尼黑》雖是電影，也有編劇、導演個人詮釋的訊息，但整體而言仍符合已知的事實，將這次反擊行動呈現在螢光幕前。讓人感到真實、屏息，但也更為無奈、無力的是，這次行動雖然有「天譴」之名，但其本質仍是人間世界以暴制暴的復仇行動。

就國際現實而言，以色列的作為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沒有作為可能會使敵人得寸進尺。但就問題根治而言，以色列並沒有達到目的──原欲藉反擊與殲滅等霹靂手段杜絕慘案重演，但事實發展是以色列的暗殺行動又引起黑色九月一連串報復行為，甚至梅爾夫人於1973年也一度成為狙擊目標，種什麼收什麼，種的是暴力，所收的仍是暴力。

這讓我們想起保羅對羅馬人所說的話：「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羅馬書12章21節）這話或許近乎理想或軟弱，讓現實主義者不敢恭維，但以惡勝惡，所留下來的仍是惡，電影中主角的反應，似也在呼應著被罪惡、死亡籠罩的事實。

不僅如此，歷史的明訓告訴我們，仇恨可以被強權掩藏、被高壓抑制而沉默一時，卻無法被永久化解，因而終有報復反噬的一日。近百年前《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殷鑑不遠，該和約對德國的苛刻不但未徹底毀滅德國，種下的仇恨反為納粹所利用，成為發展的助力，也形成下一場更大規模戰爭的遠因之一。如此看來，保羅的勸誡不只是基於基督信仰，也有解決糾結情勢的務實與透徹人性的睿智。

■平安

慕尼黑慘案也突顯一個事實，現代的以色列絕對有資格稱雄巴勒斯坦地區，自1948年5月14日建國後，多達5次的大規模戰爭，以及數之不盡、規模不等的武裝衝突，已令以色列軍隊累積不容小覷的國防作戰經驗，包含核武能力的國防科技讓以色列擁有凌駕鄰國的堅實戰力，全民皆兵的制度更意味著以色列擁有質與量都相當可觀的動員實力。六日戰爭創下了現代戰爭的經典，亦顯出以色列戰術運用的創意與彈性。以上種種，都令中東地區暫無其他國家可與之分庭抗禮，無法憑藉實力撼動、威脅以色列的霸主地位。

只是極其諷刺的是，政經軍等有形實力雖確保了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卻沒有帶來平安。慕尼黑的遭遇並不是單一事件，而是現代以色列不斷上演的悲劇，先知數千年前的哀嘆依然在今日迴盪：「沒有平安。」（耶利米書6章14節）今日的以色列，或許認為有了硬實力就有了長治久安；或許認為發動天譴，反對者就會受威嚇而卻步；或許認為有了隔離牆，就能隔絕威脅。以色列的祖先也是如此，認為有了約櫃，就有了上帝同在；認為有亞伯拉罕為祖先，就有了做為後裔的保證。

其實類似的價值辯論、邏輯思維俯拾即是，我們不也常存有這樣的假設嗎？我們認為有了麵包，就有了愛情；有了知識，就有了智慧；有了財富，就有了康健長壽；是的，它們或許都有關係，但卻不是必然的關係，而且我們不缺為了前者汲汲營營卻仍然失去後者的事例。這或許不是《慕尼黑》所要觸及的議題，但我們若窮究背後的成因，或可觀察到相同本質的故事，仍然不時出現在我們身邊，也值得我們在決斷中思辯與取捨。

文章與圖片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25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