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蔣記剛 東亞國家有一項相當重要的特徵，就是新興主權國家的崛起，這就像是全人類的器官，帶著新的功能。這些功能包含了：第一點，強化國家政治的自主性，藉著連結不同的宗教社群、族群社群、語言社群以及各地方的社群，也尊重他們各自的風俗民情，讓這些風俗民情可以進入到國家政治的社群中，並且藉著立法機關，使各個社群在國家社會中實踐公民權利，以脫離西方殖民政治的束縛；第二點，由傳統、停滯不前的未開發社會，轉型成開發的工業社會，這需要以自由、公義和大眾福利為基礎才能打造。以上兩點，都需要重大的革命才能發生，也需要深入打破過去宗教、社會、政治權力之間在傳統、舊制度及靈性層面的拉扯，也重新根植人們對事物的新觀念，好適應不斷變動以及全新的處境。────《東亞中的宗教、國家和意識形態》 刊頭這段話出自於東亞基督教協會（East Asia Christian Conference）在1965年所出版的一本書《東亞中的宗教、國家和意識形態》（Religion, State and Ideologies in East Asia : A Collection of Essays），這本書由印度神學家多瑪斯（Madathilparampil Mammen Thomas）跟阿貝爾（M. Abel）所編輯。多瑪斯是普世教協（WCC）中央委員會主席，相當為亞洲教會喉舌，並積極參與教會在建國（nation building）中所扮演的角色。 多瑪斯跟阿貝爾提出「建國的三個發展」：1.將不同語言、文化和族群的群體凝聚在一起，好成為一個互相協調且有動能的政治社群；2.將既有的傳統靜態社會轉型至動態的產業化社會；3.這兩者需要重大的變革／革命。而我接下來的談話像是為這一段話註解，我想要對這些論點做一點說明跟解釋：一方面，針對建立一個整全的政治社群提出評論；另一方面，也會對工業化社會提出評論。不過，開始評論前，我想先著眼在促發這一切發生的時代處境。 ■戰火紛飛催生獨立建國 我想先說說我的背景。1937年，自東京大學畢業後，我離開台灣前往英國深造。那時候，要去英國是件很棘手的事，亞洲陷入一片戰火，日本早已出兵侵略中國，引發大規模的戰爭，那樣的情況很難讓我出國。日本警察就這樣一直監視我，直到我上船後才停止。有趣的是，我這一趟去英國的旅程，搭的是日本船──樫村號，船行經蘇伊士運河直達倫敦。這艘船所行經和停留的地方都是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10年過後，二戰結束，我再次回到台灣，這次我搭的是英國的軍艦。再一次，我經過蘇伊士運河，但是所有的景色都變了。那些10年前我曾看過的地方，儘管遭受過戰爭的摧殘，卻可以感受到一種新的期待。那些殖民地，如雨後春筍般，都獨立建國了。那年是1947年。
亞洲新時代的序幕揭開了 從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捆綁中得解放的時刻來臨了！新時代的序幕展開了，昨日的亞洲早已消逝，今日的亞洲正準備啟航。但獨立是一回事，建國又是另外一回事。歡樂時光是該停止，並面對嚴肅的議題：又大又難的建國工程正要開始。 自1947年起，到1965年止，我都待在亞洲。即便我參加WCC神學教育基金會的事工，一年中我仍有6到7個月的時間待在亞洲。我在這些國家奔走，觀察戰後的狀況，赫然發現建國工程是相當細膩、謹慎與複雜的藝術。特別是就亞洲國家的處境來說，這些國家長期以來活在傳統信仰價值中，受此束縛已久。這也對照到刊頭所引述的話的重要性：解放政治的和未開發社會轉型這兩股力量要是結合起來的話，重大革命將勢在必行。 建國不能撿現成的（a finished article）。建國並非是一個既有東西，等著我們從國外進口過來。建國工程不可能是「英國製造」，或是「美國製造」，還是「俄羅斯製造」，建國是要自己親手去建造的。
建國是一門藝術，她也幾乎等同是創造（creation）。我說的並不是「無中生有」的創造（creatio ex nihilo），我所談的創造，是傳承中的創造，傳承的影響力仍繼續發揮。這創造需要重大的革命，但是不只一次。更複雜的是，對新亞洲國家的誕生，我們還需要多層面的革命。 就如同日本神學家竹中正夫（Takenaka Masao）在許多場合提到，過去在西方國家發生的六種革命（註），同時也在亞洲國家如火如荼的展開。這一切的一切發生太快了，像呼吸一樣喘息不過來，盡可能在最短時間完成。 這種特質就是多瑪斯提到，有關重大變革是多層面的，必須要同時進行，也必須在短時間內完成。造成重大變革的起因持續發生，新國家的產生也必須經過重大的變革。但坦白說，這是很難的工作。既身處在解放的喜悅中，獨立帶來的卻是長期堅忍又痛苦的工作，所有年輕的教會都在這樣多層面的革命中建立。但正是在這樣的處境中，我們可以談論今日亞洲的宣教。昨日的亞洲仍然以不同形式存在著，有許多威脅以強而有力的方式隱藏在不同層面。不過，今日的亞洲正在崛起，對新的國家而言，許多形式的變革仍然是必須的，如此，新的亞洲才會來到。 ■令人措手不及的變革時代 在這一波變革中，教會的責任是什麼？這在許多地方都是相當頭疼的問題，可以說，哪裡有變革產生，就一定會有衝突跟暴力。1969年，許多日本學生因為學生運動遭到逮捕，我因此造訪日本六趟，這事已經影響了許多神學院（特別是東京神學大學），陸陸續續相關的事情也影響了神學院大約一到兩年的時間。是的，日本的建國工程尚未完成，仍在持續進行，教會方面必須擔負起政治上的責任。如果變革有如此的重要性，那麼我們也要相當看重暴力的問題。依亞洲的處境，如果我們要認真投入在改革中，我們很難避免衝突與暴力。 幾乎是在二戰後，變革來得措手不及，直到現在仍方興未艾，還具有爆炸性的展開。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不過，概略來說，在各個國家邁向獨立的過程中，大致可分作有四種型態，像是日本、韓國、印度、斯里蘭卡以及菲律賓。你可能會覺得很驚訝，竟然舉印度作例子，印度是個印度教的國家，但也決定走上世俗國家（secular state）的路。在這裡我們看見，有些革命性且開創性的事情正在發生。西方世界過去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在亞洲的處境看來，並不是這麼絕對。 （待續） 註：竹中正夫（Masao Takenaka）所提出，分別是1517年的宗教改革；18～19世紀工業革命；1776年紀美國〈獨立宣言〉讓殖民地成為獨立國家；1789年法國革命追求基本個人權益；1861年美國南北戰爭開啟種族關係的革命；1917年俄國無產階級革命。 編按：本文為1970年10月6日，前台南神學院院長黃彰輝於普林斯頓神學院的演說。 文章出處：<台灣教會公報>，https://tcnn.org.tw/archives/59966，擷取日期：2019.11.18。 圖片來源：Serene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