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知名文藝雜誌《改造》19卷4號（春季特大號）刊載〈植有木瓜樹的小鎮〉。

2019年，台灣銀行、第一銀行成立滿120年，兩甲子的歲月裡，台灣銀行是國家經濟的指標，也是人民儲蓄的大水缸，重要性不言而喻。

銀行除了與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銀行員本身也是讓人可求一頓溫飽或實踐理想的工作。有幾位知名的台灣文學家，皆是一邊撥打算盤、敲打計算機，一邊振筆疾書、妙筆生花，寫下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
在台灣銀行成立滿120年之際，我們可以回望作家筆下的銀行員面貌，以及作家如何從事一份可領固定薪資的正職工作。對於作家而言，相較於寫作，銀行工作可謂是「副業」。

■台灣銀行伊始

1895年5月，日軍登陸台灣，台灣進入日本統治時代。日本政府一方面在本國宣揚帝國主義並實際展開擴張行動，一方面在殖民地台灣實驗。從人口調查到經濟制度，日本將本國制度整理成一個個模組，到殖民地來施行。

1897年3月，日本國會通過《台灣銀行法》，同年11月，成立台灣銀行創立委員會，展開籌備台灣銀行的工作。1899年6月，株式會社台灣銀行成立。儘管台灣總督府竭力邀請台灣仕紳參與，但台灣人對這樣官方主導設立的銀行並不是那麼放心，於是後來由台、日資本家另行發起，創立了台灣貯蓄銀行。

台灣貯蓄銀行如其名，是以經營存款業務為主的銀行。最初3000股的股份中，超過2000股由11位發起人持有，而且都是日本人，其他的餘股則由一般大眾認購。

根據1899年11月25日的《台灣日日新報》報導，當時林本源、李春生、辜顯榮、王慶忠、陳浴、李秉鈞、陳志誠等台灣重量級商人、地主都認購了股份。1912年銀行合併時，板橋林家和李春生兩位股東甚至晉升為大股東之列。可見隨著時間發展，台灣籍資本家日漸熟悉銀行體系，投入更多資金於銀行業，促成台灣金融資本的流動。

這兩家銀行突顯了一個事實，即日本作為殖民者，仍必須與殖民地的地方資源整合，借力使力，才能建立帝國在地化的版圖。

■銀行員樣貌

在殖民地的銀行裡，銀行員的工作是什麼樣態？根據民視「台灣演義」在2015年拍攝的影片，資深銀行員的回憶是：坐在醒目櫃檯的，以日本人為主。無庸置疑的，日本統治者根深蒂固視台灣人為次等，普通的台灣人只能忍氣吞聲工作。

台灣文學作品深刻地描述了這些情景。新竹客籍作家龍瑛宗（本名劉榮宗），在幾部經典的作品裡，刻畫了這樣的情形。

1930年3月自台灣商工學校畢業的龍瑛宗，經學校老師佐藤龜次郎介紹進入台灣銀行任職，4月即被調往人生地不熟的南投分行。這樣的調度對龍瑛宗的身體與心理造成了負擔，一向內向的他，在使用日語、福佬語及客語轉換上遇到困難，以致被銀行的經理斥責：「不會講台灣話的台灣人在銀行沒有用，即刻辭職好了。」在龍瑛宗撰寫的〈斷雲〉中，他化身為主人翁杜南遠，經受語言的差異及日人有意的操弄，雖感冤枉也只能忍氣吞聲。為了生存下去，人生充滿血淚及寂寥，持續往前的動力，就是文學了。

■藉文抒懷

另一部讓龍瑛宗揚名日本文壇的作品〈植有木瓜樹的小鎮〉（パパイヤのある街），主角陳有三是會計員，隱忍現實中對台灣人不公的待遇，心懷夢想卻不斷被殘酷事實打敗。龍瑛宗獲獎後，日本文壇相關報導裡，多評論此作品具現實性且質樸，作者情感纖細。龍瑛宗發表談話時則提到，這部作品的創作核心是想呈現台灣知識分子的面貌，及此族群承載的社會、經濟方面壓迫，藉由薪資階級（職等、薪水）、婚姻（聘金制度、早婚、婚姻買賣）等，描繪既比上不足又不願意比下墮落、身處社會中間層的苦悶生活。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主人翁陳有三，被好友戲稱為「可憐的光頭唐吉訶德」。陳有三砥礪自己要走文官之路，視為立身處世之道，卻受到同伴間的質疑：「你還是個理想主義者。做學問，就是自學勉勵創造自己的生活。可是衝破那充滿苦鬥的難關而勝利之日時，等待你的是什麼？」

追求更高的理想，是當時台灣知識分子在窘迫情境裡生存的力量與依據。陳有三被好友嘲諷：「從前的人單憑獨學力行便可立身處世，但現在還有人抱著這種古色蒼然的理論和理想，不得不說真難能可貴啊！」「在二十歲、內人十九歲那年結婚，現在才剛到三十，小孩卻已經多達五個，老么現在患著肺炎，所以這個月又是紅字，但實際上薪水遲遲不升，就是現在也低得不像話，生活費越來越高，真受不了。」

貧困的氛圍中，日常生活中的痛苦指數不斷攀高，該如何是好？種種有形無形的逼迫，將陳有三的夢與理想推到黑暗的角落，直到社會主義青年林杏南的長子出現。

林杏南長子僅僅23歲，他依然願意相信：「面對這個陰鬱的社會，就要以正確的知識來看清歷史的動向，不要陷入徒然的絕望和墮落，必定要正直地活下去。」這樣的信念是否紮實打進陳有三日趨軟弱的內心，成為這部小說餘音繞梁、引人無限思想的結局。

小說之外的真實生活，龍瑛宗為了一頓溫飽而工作，即使懷著當全職作家的夢想，也沒有條件真的實踐。現實的困境、經濟的需求，陳有三身上有作者投射自己的影子。

■反映真實人生

1946年為躲避戰爭，自中國廈門飄洋過海來到台灣的劇作家姚一葦，也是一位銀行員。他在詩作〈乙亥新正整理舊稿因賦〉（1995年）中如此自述己身：

闔扉無事過新年，贏得閒身理舊篇。
拂去塵埃還面目，莫生意樹養心田。
少時妄作乘風夢，投老徒存買棹錢。
幸有虛懷能自惜，不留汙跡在人前。

這是姚一葦晚年的感慨。銀行是職業，文學是事業，有了事業賦予的志趣和理想，才沒有變成金錢的奴隸。姚一葦的一生與銀行員的生活相繫，36年的銀行員生活，交織他一生的文學，孕育他在文學世界中擁有古典與現代交融的眼光與智慧。

日本殖民帶來近代文明，許多建設造就台灣邁向近代化社會，然而被殖民者的工作權利、尊嚴，並不在這些所謂的進步中被關照，掌權者以自己為尊，藐視一切造物主創造人所賦予的自由、平等之權利。龍瑛宗等人用筆記錄，將真實生活中的感嘆、掙扎、困境與盼望寄予作品，發展出鮮明的角色，讓讀者遙想、記憶、省思。

註：資料參考「台灣銀行」、「台灣貯蓄銀行」維基百科。

文章與圖片出處：<台灣教會公報>第3526期，https://tcnn.org.tw/archives/59634，擷取日期：2019.11.06。

相片提供：國立台灣文學館典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