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在巴達維亞設立的初級學校。

習紅毛字，橫書為之，自左而右；自與古蝸篆相彷彿。能書者，令掌官司符檄課役數目，謂之「教冊仔」……紅毛字不用筆，削鵝毛管為鴨嘴，銳其末，擣之如毳，注墨瀋於筒，湛而書之紅毛紙。

──《諸羅縣志》卷8風俗志，〈番俗雜俗〉

1717年出版的《諸羅縣志》，可以算是清帝國占領台灣後出版的首部地方志。除了一般漢人的社會與文化，書志也記錄了西拉雅族的風俗習慣。值得注意的是，〈番俗雜記〉中描述原住民的書寫方式有別於中國的毛筆書寫，及被稱為「教冊仔」的特殊職業。雜記中說明，那些能夠書寫「紅毛字」的人，就有機會可以擔任公職，掌理部落的稅賦和徭役事務。基本上，西拉雅原住民並不信賴漢人的通事，因此部落中的「教冊仔」是部落和外族或官方接觸、簽署文書的代表，他們所撰寫的書狀史稱「新港文書」。

所謂的「新港文書」，指的是西拉雅原住民與漢人土地買賣或租賃的契約書，從現存的文獻可以看到，最早的文書出現於乾隆2年9月（1737年），最後一件則是嘉慶23年（1818年）。換句話說，從1662年荷蘭人離開後，西拉雅原住民繼續使用羅馬字書寫超過150年的時間。如果在荷蘭人離開、教育中斷的情況下，仍然能夠繼續使用超過一個半世紀的時間，我們應當承認，當初荷蘭人的教育果效實在不容忽視。那麼荷蘭人的教育內容是什麼？又有什麼樣的教材？這是本文嘗試要回答的問題。

■政教關係錯綜難解

1908年，由美國駐台北領事朱立安‧阿諾（Julean H. Arnold）撰述、美國教育部出版的《福爾摩沙的教育》（Education in Formosa）一書中，對17世紀荷蘭在台灣教育工作抱持比較持平的看法，有別於19世紀英國宣教師的負面評價。

首先，朱立安‧阿諾認為荷蘭在台灣推行宣教和教育工作最主要的動機在於希望建構一個友善的環境，以便能夠順利地推動政事和貿易的工作。他說：

他們（東印度公司）發現，藉著讓原住民歸信成為基督徒，對原住民產生的影響力，將對政事的推動和貿易的進展有很大的幫助。在這種考量之下，甘治士（Georgius Candidius）牧師在荷蘭政府和公司的聘僱之下來到福爾摩沙南部，在原住民當中進行宗教和教育的工作。

20世紀末，荷蘭萊登大學教授包樂史（Leonard Blusse）提出一個類似卻相反的論證。他主張，荷蘭的宣教師才是推動東印度公司在台擴張統治的主角。包樂史認為，1628年的「濱田彌兵衛事件」（或稱為「迪加事件」），讓甘治士牧師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新港社教會信眾團體轉眼間消聲匿跡。隔年來台的尤羅伯（Robertus Junius）牧師檢討考量前因後果，結論就是在台灣推動宣教工作，需要有一個穩定的政治局面和安定的社會環境。於是尤羅伯與熱蘭遮城台灣長官合作，開始招兵買馬，在1635年以巴達維亞總部來的征伐部隊及新港社部落盟軍進行南北征伐，掃平反抗荷蘭的部落。在那之後，宣教師得以在平和的環境下推動宣教和教育的工作，而最早的初級教育，就是在征伐事件隔年、1636年於新港社設立的。

前述朱立安‧阿諾與包樂史的兩個論證都在強調一個事實，那就是17世紀的荷蘭宣教師與公司之間是合作的關係，卻也推演出「宣教師是殖民主義者的先鋒打手」這樣的主張。然而，事實不是那麼簡單。綜觀荷蘭在台灣38年統治期間，宣教師經常為了教會的事務與公司當局爭論，有時候甚至動用到荷蘭的中會與東印度公司的董事會出面才能解決問題。而爭論所牽涉的對象經常包括了殖民者、教會和原住民三方，問題的複雜，需要做仔細而深入的研究才能了解。

■征伐後的歸信與教育

1635年11月25日，荷蘭軍隊和新港社部落盟軍攻打麻豆社，聲勢所及之處，各社皆表順服。1636年2月20日，戰勝的荷蘭長官在新港社舉行南北28個部落的歸順典禮。

隨著政治勢力擴充而來的，即是原住民的歸信。歸順典禮後不久，尤伯羅牧師巡視各部落，勸歸順者歸信基督教的上帝，獲得良好的回應。

1636年，在新港社設立初級學校，算是正式開始了台灣最早的初級教育。1636年新到任的台灣長官約翰‧范德堡（Johan van der Burg）寫給巴達維亞總督和評議會的書信中，描述了他在當年8月拜訪新港社的學校，他如此寫道：

很高興看到在部落中設立的學校進展得相當順利。尤羅伯牧師每日教導約70名10到13歲以上的孩童基督教信仰，他用新港當地的語言，以羅馬字母書寫文字。學生的數量日日增加，也很認真地參加每日的課程，學童雙親也鼓勵孩子在規定的時間準時到校。大約60名女童每日接受祈禱和其他的教導。

這可以算是台灣初級教育的肇始，在此之後荷蘭人在台灣的教育工作也可算是順利地持續進展，至1645年，西拉雅不同部落中已設立七、八間初級學校，大約有600名男女學童在學校裡受教育，教育的內容包括教理問答、主禱文和其他基督教信仰教材。

後來初級學校的教育也擴張到法波蘭語區（Favorlang，或稱「虎尾壟語」），屬平埔族群的巴布薩族，部落所在地為現今的雲林和彰化地區一帶。另外，也擴及台灣北部的巴賽族（Bassay），即現在的基隆、淡水地區。

由於初級教育的推廣對殖民當局帶來許多利益，因此東印度公司會定期派遣官員巡視教育進行的狀況。根據《巴達維亞日誌》（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的記錄，最後一次巡視教會和學校是在1659年10月間，該次探訪共拜訪了法波蘭語區13個部落的學校，以及西拉雅7個部落的學校。簡而言之，荷蘭統治時期的初級教育是在1636年由新港社開始，後來隨著荷蘭統治地域的擴張，延伸到3個不同語區的部落當中，直到1662年鄭成功占領台灣為止。

■兩段西拉雅語對話

前面大致描述初級教育歷史的發展，現在進入教育內涵這個部分的討論。在19世紀，在烏特烈支大學（Universiteit Utrecht）發現的《西拉雅語詞彙集》手稿最後有幾段對話紀錄，內容顯示當時教育大致的內容。第一個對話「彼得與楊的對話」（Mattatavach massousou tona Pieter na Jan）當中，提到了鐘聲和學校的關係，以下以西拉雅語和華語翻譯並列方式呈現：

Pieter: Ocmanga caû ka mapongas caû Jan?

（你急忙地往哪裡去，楊？）

Jan: Moucqua acolo tou patta toutougogang.

（我到學校去。）

Pieter: Caumang katou sasimato ta Wagi sa assei appa maû nigillin gigenta tagley.

（什麼？已經這麼遲了嗎？我沒有聽到鐘聲。）

Jan: Nimesip caû lava.（那麼你那時大概還在睡覺。）

這段對話顯示，在部落中選定了一個地點作為學生接受教育的地方，而且學校設有銅鐘，作為召集學生上課之用，顯然學校選擇早上作為上課的時間。

第二段對話是「尼可拉與韓德力克的對話」（Mattatavach massousou tona Niclas na Hendrick），同樣西拉雅語與華語翻譯並列如下：

Niclas: Camang ta pattatoutougogang imhouang?

（你現在已經學會什麼？）

Hendrick: Mavona cole kt kokochang ki tatelligang macca oumon.

（我學會荷蘭話的祈禱文及教理問答。）

Niclas: Smasoulat ato cau cauwa dmagadagam.

（你沒有學寫字嗎？）

Hendrick: Heisa assei appa madallia ta nounamoa ki ni soulat ennau.

（有的，只是我學的時間不夠長。）

Niclas: Macke pinatau lava?（那多久呢？）

Hendrick: Sousouppa lava ki vourel.（大約兩個月。）

這段對話與教育的內容有關，包括寫字、荷蘭文的祈禱文和教理問答等內容。事實上，《西拉雅語詞彙集》中也收錄了幾個和教育有關的詞彙，包括：Soulat（書、文件）、Smoulat（書寫）、Vino（墨水）、Valangavong（紙）及Paliape（筆）等。學校成立之後，原住民的孩童才有機會開始學習以羅馬文字母書寫自己的語言，而當時的墨水、紙和筆都是由東印度公司提供，並不是原住民自己製造出來的。因為檢視當時宣教師向東印度公司或荷蘭中會要求的物品清單，可以看到除了《詩篇》和《教理問答》以外，就是這些書寫的器具。

根據首位來台宣教師甘治士牧師的書信內容，以及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牧師《荷蘭統治下的台灣》（Formosa under the Dutch）的研究顯示，在使用尤羅伯牧師編撰的教理問答之前，福爾摩沙使用兩種問答。一種是稱為ABC的問答，由於本書早已佚失，所以無法做進一步的分析；另外一種為普遍使用於荷蘭本地，簡稱為「阿德宏得教理問答」的《基督教基本信仰要項》（Kort Begrijp van de Principaelste Hooftstucken der Christelicke Religie）。本書的編撰者是菲利普‧范‧馬尼克司（Philips van Marnix）或稱聖阿德宏得（Sint Aldegonde）。筆者所見的版本，是1626年由大衛．默思塔得（David Mostaad）由原本的法文版本增列荷蘭文而成的雙語版本，作為荷蘭孩童學習語言和基督教信仰之用。由於「阿德宏得教理問答」的內容相當適合孩童的教育，所以早在1612年，即曾經翻譯為馬來語版本（顯然是由法文直接翻譯），作為安汶島（Ambon，位於現今印尼摩鹿加群島中）上教育原住民孩童之用。

《基督教基本信仰要項》共有224個問答，內容主要架構是以「使徒信經」（10至169問答），加上聖禮（洗禮和聖餐）及上帝、十誡為主要內容。而在1至9的問答當中，1至5為上帝創造宇宙和人類，6至7為人類當如何服事上帝，8至9為三位一體的教義。

甘治士書信中並未進一步說明為何採用《基督教基本信仰要項》作為學校的教材。然而原因其實不難推斷。第一，這個教材在1612年已經翻譯成為馬來語版本，所以在東印度地區已經有使用超過20年的經驗。再來，相較於荷蘭改革宗教會欽定的《海德堡教理問答》一開始就討論人類的敗壞，《基督教基本信仰要項》一開始討論上帝創造世界以及人類如何與上帝建立關係，讓西拉雅的原住民能夠容易理解。

事實上，《基督教基本信仰要項》除了第1至第5問答討論上帝創造宇宙和人類以外，單是「使徒信經」第一句話「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編者足足使用62個問答來討論。顯然，在阿德宏得的概念當中，孩童了解上帝的創造與人類的使命遠重要於其他教義。

■台灣最早初級教育的省思

1628年時，甘治士牧師學會西拉雅的語言之後，離開荷蘭人的總部，住在新港社中，當時他同時擔負牧師和學校教師的職責。他希望透過他的努力，能夠很快將基督教的信仰深植在原住民的腦海當中。他的樂觀有幾個原因，首先是西拉雅原住民的記憶力非常優異，能夠很快學會所教的內容；再來，西拉雅人沒有君王的制度來限制族人的信仰；第三，福爾摩沙地區並沒有其他有勢力的宗教領袖和宗教典籍，所以基督教信仰的傳布不會遭遇到其他宗教的阻擋。最後，他觀察到西拉雅人的宗教信仰正在衰退當中，所以是傳布基督教信仰最好的機會。

然而，「濱田彌兵衛事件」之後，甘治士的樂觀態度遭受到極嚴重的打擊，原本規劃的教育工作也暫時停頓下來，一直到1636年荷蘭人南北征伐成功之後，才正式設立初級學校來教育孩童。學校教師（School master或School teacher）多選派荷蘭人士兵加以訓練，使他們可以協助傳教者。

除荷蘭人之外，尤羅伯牧師也曾挑選50名原住民，在蕭壟社加以訓練。這些人員來自附近村落，尤羅伯以他自行編纂的353個問答作為教材。這些問答基本上是根據基督教的基本教義和原住民的生活情境來編製，以便利於宣教的工作。

在此之後，福爾摩沙的初級教育工作就是由荷蘭的學校教師和原住民的教師合作來進行。綜觀幾個荷蘭曾經設立學校的語區，包括西拉雅語（今高雄、台南和嘉義）、華武壟語（今雲林和彰化一帶）和巴賽語（淡水和基隆）幾個地區的學校教育工作，西拉雅地區留下了「新港文書」文獻，以及荷蘭人是紅毛親戚的傳言。巴賽語的原住民，到19世紀馬偕牧師探訪佈道之時，還曾經告訴馬偕牧師，他傳揚的基督教就是他們祖先的信仰。而華武壟的教會則是隨著荷蘭人離開而消失。難道我們可以說，這是教育的成功與失敗的對比寫照嗎？這樣的主張，或許就像19世紀英國宣教師所宣稱「荷蘭17世紀的宣教是個失敗的宣教」一樣的武斷。事實上，19世紀的荷蘭學者在整理和研究17世紀宣教的史料之後，驚嘆福爾摩沙是整個東印度地區宣教的明亮燈塔。期盼這個明亮燈塔的亮光，再次閃耀在台灣美麗的大地之上。

文章與圖片出處：台灣教會公報新聞網，https://tcnn.org.tw/archives/43729，資料擷取日期：2019.05.21

照片提供：林昌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