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王能祥一生最感幸運的事，當推無怨無悔追隨民主前輩郭雨新先生8年。自1977年7月接受他的邀請當首席助理，之後又擔任他先後領導的兩個民主團體──「台灣多數人政治促進會」及「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的秘書長，直到他1985年8月2日辭世。我和郭雨新幾乎天天見面，反覆討論、思考、寫作台灣前途議題，兩人又常常一起去國會和國務院。郭雨新紳士風度、愛台情操、堅定信念及無私奉獻，完全折服了我。

郭雨新看似書生，卻有十足革命者勇氣。1979年，高浩遠來訪，稱志願回台行刺蔣經國。高浩遠離開美國前夕，郭雨新、我及高浩遠三人去參觀美國海軍陸戰隊登陸硫磺島紀念碑（Marine Corps War Memorial），並用此照片給高浩遠送行。高浩遠的計畫不幸被情治單位識破，招供時甚且汙衊我，說我吞下說好要給他的活動費。這全然不是事實，但我可以理解他的苦衷。

我認為郭雨新最大的貢獻就是1978至1979年國會討論《台灣關係法》這兩年，出現在華府。如果當時沒有郭雨新這位台灣民主勢力中最負聲望的人代表台灣人發言，我真不知今天有否你我熟知的《台灣關係法》，即使有，內容有否對台灣如此友善？有否保護台灣利益如此周密？我完全不敢想像！

幾世紀以來，台灣住民（包括原住民及早期來台的唐山人）以勇敢墾荒與反抗殖民精神著稱。所謂「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就是此精神的寫照。日治時代，台灣住民反抗日本對台灣的高壓殖民統治，進行台灣文化運動，一面以台灣文學保持台灣住民意識，一面向東京爭取台灣的自治地位。

楊逵先生是日治時代最有本土意識的台灣文學家之一。他筆耕不輟，日治時期發表《送報伕》《鵝媽媽出嫁》，國民政府時期則發表《壓不扁的玫瑰花》，因二二八事件被捕、判死刑，後雖獲釋，又因發表「和平宣言」而入獄十幾年。

1983年，楊逵獲第一屆台美基金會人文科學獎，由他的媳婦陪同來美國接受頒獎，之後來華府訪問並參觀國會。我因家在國會近側，楊逵順道訪問我家，讓我受寵若驚。由於我白天要上班，他們一行人訪問國會時，便由內人帶路。

1970年代的台灣，國際地位岌岌可危。島內許許多多提出救亡圖存建言的民主前輩，不是被迫逃亡，就是送進綠島唱小夜曲。

郭雨新逃亡美國；彭明敏教授先是下獄，之後獲假釋，假釋期間逃亡瑞典成功，之後再輾轉到美國；柯旗化老師兩度入獄，第二次被送進綠島，足足坐了15年牢獄。

柯旗化的夫人每次探監時，會帶幾本英文文法書給柯旗化，表面上是打發時間，真正用意是讓他暗中寫作。聰明絕頂的柯旗化，在監獄裡神不知鬼不覺地完成巨著《新英文法》，1980到2000年代暢銷台灣各地，無數學子受其啟蒙。

大概是1989年，柯旗化首次赴美（也是他僅有的一次）。他親口告訴我，來美國只計畫看兩個人，一個是他的女兒，因為他此行便是來當女兒婚禮主婚人；另一個就是我。

我帶柯旗化夫婦去拜訪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負責亞洲事務的一位女士。1977年6月，她還在美國國會當助理，在她和她的老闆眾議員唐‧弗雷澤（Donald M. Fraser）協助之下，我在美國國會眾議院舉行「台灣人權聽證會」，當時，台灣正走入追求人權的大時代。

我初次認識黃信介是在1974或1975年前後。當時黃信介由紐約至華府拜訪我，我們兩人相談甚歡，黃信介原本說住一天，結果一住就是一星期，從此結下深厚友誼。

住在我家的最後一天，黃信介告訴我，政治的定義是：「可以說的，不可做；可以做的，不可說。」這句話對我日後行事為人有很深的影響。

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美麗島事件」中，黃信介等9人被捕，並遭判刑。1987年黃信介獲釋，1990年帶了一群民主菁英超過20人來華府訪問。據黃信介說，他們第一站就是拜訪我。

我帶黃信介、王桂榮及蔡同榮去國會拜訪眾議員詹姆士‧李奇（James A. Leach）之後再去拜訪另一位從夏威夷選出的眾議員諾曼‧峰田（Norman Mineta）。峰田除了跟我們合照，又在相片上題字留念：「王先生，很高興您前來國會拜訪！」（Mr. Wang : Great having you visiting our Nation’s Capitol!）

諸如此類牽線的動作是1970年代到1990 年代，我在華府從事台灣民間外交工作重要的一環。2000年以後，我退居第二線，前線由年輕一代「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接班。那時起，我改為傳承經驗，以寫作、演講、每年舉辦二二八紀念會等方式，繼續關心母國台灣。

1990年，李登輝總統召開「國是會議」，在美國華府也舉行一次。參加者幾乎清一色是國民黨員及其支持者。我深入虎穴，也去參加，前面那一桌便坐著三位共同主持人高玉樹、康寧祥及丘宏達。我也站出來發言，表達我的立場，可能是在場唯一反對國民黨的聲音。但高玉樹告訴我，他深受感動，丘宏達則對我很客氣。

相對的，1991年年初，黃信介在台北辦一場「民間憲政會議」，可說是李登輝政府「國是會議」的民間版。我應黃信介的邀請參加，黃信介帶我在台北到處認識國內的民主菁英。之後，由柯旗化帶我拜訪中南部的民主菁英。我親眼目睹，黃信介和柯旗化在反國民黨圈子裡備受尊重。

1993年1月20日，民主黨的柯林頓（Bill Clinton）就任美國第42任總統（柯林頓1993至2001年，共擔任總統8年）。不久，我去白宮走動，和柯林頓由認識到深交。

柯林頓當選總統前，已曾幾次訪問台灣，當時他的身分還是阿肯薩斯州（State of Arkansas）州長。可是我當時不知他和台灣有這一段情，一直以為他對台灣完全陌生的心態和他往來。對此，柯林頓從來不介意，倒是總統夫人希拉蕊（Hillary Diane Rodham Clinton）頗有微詞。

某天，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克萊博恩‧裴爾（Claiborne Pell）建議帶幾位國會裡的大頭陪我去白宮，說要介紹我給柯林頓認識。去時他們才發現，原來我和柯林頓早就相識。我和柯林頓握手時，由於身高矮他一截，為求畫面看起來協調，他們還特地讓我站在講台上一起合照。

史明資政是我極尊敬的台灣運動前輩。史明說，台灣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已經獨立，不少人不以為然，但我非常贊同他的看法。

我認為，文人寫文章，常常曲高和寡。其實，做社會運動常常遭遇無法解開的阻力，每一次阻力會讓你更清醒，世界上的問題，不都是一廂情願可以運作解決的。

我認為，一生搞革命的人，理當都了解社會問題往往是雙方或多方角力的問題，又是接力賽的問題。運用科學程式去追求社會問題的解決，是錯誤的。太固執己見，太小看敵人，都很危險。

這不是說我同情變節，一點也不。可是，我不贊成理想訂得過高的文人，也不認同井底蛙的理想主義者。我覺得，愛好台灣的人應該不分彼此，共同建立一個堅強的命運體。有人出腦，有人出力，各部器官不分彼此，合作無間，守護台灣，建設台灣。然則，台灣出頭天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眾議員詹姆士‧李奇是兩位「台灣關係法之父」其中之一。我能夠和他結識，要歸功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翁修恭。因為翁修恭牧師拜訪華府，我才得以認識李奇的國會助理辛蒂‧史普倫格（Cindy Sprunger），並進一步認識李奇。

2018年，我想到美國國會給台灣的禮物《台灣關係法》，促進台灣經濟起飛、人民生活安定，尤其結束國民黨威權統治，走上民主化，跟著世界自由潮流發展，轉眼40年將屆，是一個表示台灣人民感恩的好時刻。於是從年初開始，我開始構思撰寫一部回顧及前瞻《台灣關係法》的著作。11月，我與中研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裘兆琳博士訪問李奇，本來預計訪談兩小時，未料舊友見面相談甚歡，前後聊了8小時之久！

訪談結束後，李奇和裘兆琳各自撰寫了一篇極寶貴的論述，皆收錄於《美國國會前叩門的唐吉軻德：你應該知道的台灣關係法》。

《美國國會前叩門的唐吉軻德：你應該知道的台灣關係法》

作者│王能祥
出版│台灣教會公報社
出版日│2019年4月10日（《台灣關係法》40週年紀念日）

文章與圖片出處：<台灣教會公報>第3499期， https://tcnn.org.tw/archives/44558

圖片擷取日期：2019.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