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日本作家遠藤周作1966年所著《沉默》，講述幕府時期禁教令下信徒遭受宗教迫害及神父背教的故事，近期因國際大導演馬丁史科西斯翻拍成電影，再次引起熱議。時值基督教重要節期受難週，復活節也隨之將至，《台灣教會公報》邀請基督徒作家、傳道人帶我們從這部文學作品省思信仰，將分三期刊登，敬請賞讀。

電影《沉默》（Silence）選擇在2016年發行，似乎是有意為之，這一年恰好是遠藤周作同名小說出版50週年。相較華語基督教文化圈，作為《沉默》的誕生地，日本本土並沒有進行太多宣傳；然而令人驚異的是，就知名度而言，《沉默》小說的讀者早已越出日本基督教徒的小圈子，幾乎可稱為國民級作品。

無論如何，遠藤周作的名字在華語圈內恐怕遠遠不如大正、昭和諸位文豪響亮，畢竟提起基督教文學，大多數人並不會聯想到日本，即使提到日本，我們也往往被各種先存的想像限制。這正是「日本基督教文學」的內在張力所在：基督教文學存在鄉土的維度嗎？日語基督教文學是否意味一種真正的區別？

◆◆◆日本「基督教的人」◆◆◆

我猜想「基督教文學」此一概念本來就存在某種隱含的疑問：我們似乎可以把西元2世紀的受難文學、約翰‧班揚的《天路歷程》與遠藤周作的《沉默》放置在同一範疇之下，但它們又有顯而易見的差異。遠藤周作書寫的目的並非直接做信仰告白，也並非指向宣教與歷史紀錄；他的目的似乎是展現「基督教的人」的終極可能性，而這一定與死亡相關。然而，洛特里哥並沒有選擇壯烈地殉教，他牧養過的吉次郎更是殉教者的對蹠點；甚至約伯記裡的上帝也還比小說裡更加仁慈，畢竟即便是家破人亡的厄運，只要人尚能與神交通，也強似上帝全然之沉默。

我們縱然可以批評遠藤周作神學觀點之異端傾向，這一點作者本人亦曾坦承；如果教會不歡迎布特曼（Rudolf Bultmann）的解經法，拒絕遠藤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無需再重複前人對於遠藤的神學批評，在這裡我認為有一點是需要格外提出的，那就是在閱讀和觀賞《沉默》時，作品本身的日語神學背景與基督教的日本在地化過程都是不可忽略的。

前些年中國大陸有所謂漢語神學的提議，讓人聯想到日語神學，或所謂某某語神學究竟所為何意？採用民族語言進行神學論述自然值得追求，但這似乎並非漢語神學或者日語神學的真義。如果說民族語言在神學論述方面能夠構成真正意義的種差，那也就意味著語言比神學更加接近聖經真理的核心。換言之，聖經真理並不能完全通過「字面意義」來傳達，而是語言背後的某種東西，我們可能很不情願地稱之為宗教經驗。

尤其對於日本而言，基督教乃是外來宗教；在地理位置上，日本又是基督教傳教旅程的終點。所以如何思考日本與基督教歷史的關係成為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中國大陸與美國福音派基督教在日本從來不是主流，甚至基督教自身在日本的發展也極為困難。教會的歷史存在非日語神學的前提，極端如內村鑑三則試圖建立無教會組織的集會，這似乎是基督新教宗派主義傾向的自然終點。

◆◆◆上帝與人的同在關係◆◆◆

所以考慮到以上狀況，滝沢克己（1993～1984年）的以馬內利神學以及北森嘉蔵（1916～1998年）的痛苦神學，均是從上帝與人的同在關係出發，而較少關注聖經語句的律令性質。

特別地，如果我們從北森嘉蔵的神學出發來看《沉默》，會發現神的痛苦是他們的核心關切。對於《沉默》最為牽動人心的結尾數章，我們或許能夠找到不同的關注點，但是最為關鍵的一幕究竟是什麼？是井上築後守的言說，還是洛特里哥的踏繪？抑或是踏繪木板上耶穌畫像的垂淚？我想，如果我們徒然將關注的中心放在洛特里哥的選擇，那便永遠不能接近遠藤真正想要表達的觀點：上帝的沉默僅僅是上帝受苦的另一面而已。當我們因為信仰而遭受壓迫時，上帝看似沉默，但這沉默則恰恰意味著祂與我們一同受難，一同痛哭。

上帝受苦此一觀念似乎與我們熟悉的基督教教義難以吻合，然而就殉教這一主題而言，馬太福音16章24節寫道：「如果有人願意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背起十字架就意味著釘死在十字架上，字面意義是指放棄生命而選擇殉道嗎？如果我們採取這個解釋，那麼洛特里哥的選擇毋庸置疑是徹底的叛教。

但如果我們採取另一種理解：十字架乃是意味著我們和基督走同一條路，共同經歷同一命運──而基督被釘十字架並不僅僅意味著人身耶穌的死亡，因為耶穌基督最為痛苦的時刻並不是祂「被釘死」，而是祂在十字架上被天父上帝離棄。所謂上帝之痛苦，乃在於上帝之愛與公義的先天統合，並沒有分裂的愛或者公義，愛與公義的概念無非是為了適合人類的理解而已。於是，殉教的真正意義便在於，我們每個人同耶穌一樣背起十字架，重新走上受難之路，而這一條路的終點並不在於死亡或者叛教：輕易的死亡與輕易的叛教同樣是人類罪性的結果，唯有受難才是真正服從耶穌基督。

◆◆◆屬靈意義極端詮釋◆◆◆

姑且不談以上觀念是否符合正統基督教的教義，就其觀念自身而言，我們似乎能夠從這樣基督教言說的背後，隱隱約約看到淨土真宗信仰的悲願與拯救。尤其對於日本的淨土真宗而言，公義似乎完全被吸納入阿彌陀佛的悲願之中，以至於「惡人正機」註。而在《沉默》中，吉次郎的形象整體移植到淨土真宗裡，似乎也並不矛盾。俗世的苦難在任何宗教中都是極為重要的課題，對於此，淨土真宗常常教導：即便在最苦難的時刻，阿彌陀佛也與我們一同承受，一同受苦。這與《沉默》中踏繪木板上流淚的耶穌又差別幾許呢？

或許遠藤在回顧自己的信仰時，日本傳統的淨土真宗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要素。如果我們站在福音派教會的立場來看他，屬靈意義的詮釋有滑向異教的嫌疑，感動也並不一定來自於聖靈；或者我們也可以採取略微自由主義的方式觀看，即聖靈的感動可能採取異教的形式。不論如何，只要宗教生活仍然存在經驗要素，恐怕我們就無法全然自信地宣稱自己的解釋就是完全符合聖經；而為了防止這種危險而徹底採取字面意義，則又無法實現教會的廣泛協調。

此一矛盾既是歷史的又是文化的，正如田立克（Paul Johannes Tillich）所言，基督教持守字面基要真理，則有退化為亞文化教團的風險，而順從時代則可能喪失基督教之所以為基督教的核心特質。基要主義在如今只能採取守勢，「等待諸學說侵奪它的領域」，我們需要的是更加具進攻性的基督教：遠藤真的具異端色彩又如何呢？即便他甚至具異教色彩，然而對聖經真理的屬靈理解或許並不必要排斥此些因素，將其作為辯證的一極，亦強似在基要的名義下停止思維。

文章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398期

圖片來源：相片取自CatchPlay（台灣）發行之電影《沉默》（Silence）劇照及海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