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結婚的德國女性們遊行反對希特勒政府抓猶太人的紀念碑。

■轉型正義不能等

在上個世紀，1990年代台灣的民主化稍微有新的進展，在民間開始有各種努力，要求重新發掘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真相，但是當時政府的態度是要人民往前看，不要回顧過去。也許當時的李登輝總統估計他能掌握的政治實力，不足以支撐整個社會去面對傷痛的過去，但是這個耽延所帶來的苦果，可能就像被掩蓋傷口下的壞疽，至今仍是一戳就發出可怕的氣味。

同一個時期，南非走出種族隔離政策的不公義，開始勇敢地揭發過去發聲的種種不義，並在法治上尋求「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的可能性。以受敬重的基督教領袖屠圖主教為首組成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負起了真相調查、賠償受害者以及加害者與受害者之間的和解工作。

屠圖主教剛開始擔任「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工作時，曾說：「不公義的過往就像化學廢料，如果不加處理就隨意掩埋，隨著時間過去，它不會消失，反而會釀成大災禍。」同樣在南非的轉型正義過程裡面扮演關鍵角色的大法官葛斯東（Richard J. Goldstone）在2016年到台灣拜訪蔡英文總統時，特別強調：「時間是轉型正義的敵人，不是朋友。」轉型正義的時機不能不把握，轉型正義不能等。

■德國面對過往的經驗

1989年底柏林圍牆開放，90年代也是鐵幕融化，冷戰結構解體的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被分隔成兩個國家的東德與西德，終於可以再合併為一個德意志共和國。政治上的大變動，帶來新的「轉型正義」的契機。

德國在20世紀經歷了兩次劇烈的變動，兩次的國家重新起步：一次是在納粹政權帶來的戰禍之後，在盟軍的監督下，德國建立一個比較民主的政體，另一次則是在共產主義的東德政權瓦解之後，和平地建立統一的德國。這兩次的變動之後的新政權，都需要去處理過去政權下所發生的種種不義，從司法的正義到人民心靈的修復，從經濟重新分配的正義到新的國民精神的凝聚，有許多事得做。不管是民間還是政府，這個國家用了很多的力氣去面對這兩次的變動，在各方面來說，都有能力從廢墟裡站起來。因此，德國被視為是幾十年之間經歷了兩次轉型正義而有所成就的好範例。

「轉型正義」是從南非經驗所發展出來的概念，德國所採用的概念卻是「克服過往」（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花亦芬教授愛用的「面對過去而生」、「站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的概念，可以用來說明這種「克服過往」的意義。只有真實地面對歷史的創傷，一個國家才可能重生。

20世紀當中，德國面對的過往，真的都是非常不堪的。除了對猶太民族計畫性的毀滅之外，納粹政權對其他的少數民族、社會主義者、同性戀者、身心障礙者的殘酷，在「面對過往」的過程被呈現了出來。而民族霸權的思維，在司法、軍事到思想體系的建立、文化的論述，都留下了盤根錯節的影響力，需要一波又一波的改革與衝撞，才能夠慢慢清除這些遺毒。

40年的東德共產政權統治，則是幾乎把基督教文化從東德人民的生活中拔除掉了。以「國家安全」之名，東德政府徹底監控人民，親人、朋友會彼此監視、密告、出賣。國安局裡的檔案數量之巨，令人瞠目結舌。在東德政體崩潰之後，怎樣管理、使用這一大批的祕密資料，成為轉型正義的重要課題。

■基督徒投入「克服過往」的努力

納粹掌政時期，曾把各邦的教會「團結」起來，成為一個由國家控制的帝國教會。雖然有少數牧師與信徒出走，建立了「認信教會」，但多數的基督徒卻都認為納粹政權能夠有效地打擊「無神論」的共產主義，而欣然地支持這個政權。

1941年，當納粹發動的戰爭橫掃歐洲，所向披靡的時候，許多德國基督徒更是得意歡喜地認定納粹政權是上帝大能的工具。即使堅持獨尊基督為大，不向世間領袖俯首的「認信教會」，也為了教會的生存，在許多方面向納粹政府妥協。對於納粹政權準備消滅猶太人的計畫，當時的教會更是噤不敢言。神學家潘霍華就曾因為他所參與的「認信教會」不願關心猶太人的處境，而深表失望。

戰後德國的基督教會必須去面對這段歷史。在納粹時期長期被囚禁的尼莫勒牧師（Martin Niemöller）和其他幾位認信教會領袖，在1945年就一起為重新開始的「德國福音教會」（EKD）擬了〈斯圖嘉特認罪宣言〉，為德國在世界造成的苦痛道歉，並承認教會在那段時期：「信仰實踐不夠有勇氣，禱告不夠真誠，信心不夠有力，愛心不夠火熱。」在這個教會重新開始之際，他們誠懇地請求聖靈幫助。

雖然這篇認罪文以很謙卑而有信仰的方式來寫，但是當時整個德國還處在戰敗、被佔領、物資極度缺乏、人民自憐自艾的狀況，許多基督徒不覺得教會需要「認罪」，還為這篇認罪文感到非常生氣。要到二、三十年之後，德國重新站立起來了，德國基督徒的心理狀況才比較珍惜這篇勇於認罪的文獻。可見，「克服過往」是個很長的過程。

東德解體後，「克服過往」過程還在進行著。東德的教會曾在推倒圍牆的人權運動裡，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投入公民運動，本身被「國安局」嚴密監視的高克牧師（Joachim Gauck）成為第一位負責管理國安局巨量祕密檔案的主管，後來的接任者也是受敬重的前東德公民運動基督徒。他們的努力，讓這些重要的檔案不至於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並在真理與和解當中找到平衡點。

■台灣的轉型正義不能等

從德國的經驗，我們看到「克服過往」要及時，而且得不斷努力。德國因為戰敗，被盟軍逼著要審判戰犯，要建立民主政體，而教會也很快地意識到德國教會對普世教會的責任，因此，他們及時地開始了轉型正義的工作。

台灣不一定有這樣的條件。外來的壓力不是讓台灣願意正視過去的創傷，而是不斷扭曲過去。這個社會「知恥」的觀念是很弱的，長久被國際社會孤立的結果，對「普世價值」是無感的。台灣的求生之道往往是「掩蓋傷口朝前看」，而不願「站在傷口上重生」。但不管得時不得時，台灣的轉型正義必須開始，不是要揭瘡疤，而是為了要重生，為了找到可以走下去的路。

文章與圖片來源：＜台灣教會公報＞第338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