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為在台灣的基督徒，在這充滿異教文化的東方社會裡，我們若要感念一百多年的歲月中，好不容易建立了些許的信仰基業，無疑地，早期自1865-1895這三十年中來台的宣教師之努力，最值得讓我們永遠記念。尤其我們更應獻上感恩的是，當時受上帝呼召來台獻身的宣教士，大都是信仰虔誠、傑出聰穎而又毅力堅定的英才。許多宣教士的事蹟一再地被傳頌，並且跳出教會的框限，成為台灣人歷史共同的驕傲。而在濟濟多士中，甘為霖牧師是眾多巍峨群峰中，光芒耀眼的一座。

也許這些宣教師之大名，大家皆已耳熟能詳，不再新鮮。不過，當今日台灣教會面對世紀未的文化變遷與宣教瓶頸，當許多教會先進嚐試跳脫宣教師時代，文化移植式的宣教意識形態，努力於本土化宣教路向的建構之時，甘牧師一生對台灣教會的貢獻非但不能被疏忽，甚至有必要重新加以詮釋與肯定之處，尤其他堅強的使命感和生命力，以及卓絕的器識，更值得新一代傳教者從中得到啟發。

白髯牧師台灣情

在所留下的少數照片中，甘牧師滿臉白髯與雙眼炯炯有神的照片，成了他的註冊商標，並且令人印象深刻。他與被稱為「黑髯番」的偕叡理牧師，一南一北，事功卓著，恰成有趣的對比。如今他這幅圖像仍高掛在澎湖馬公教會的甘為霖紀念館，以及台南啟聰學校的校長室中，讓人永久地記念著。這位外貌與台灣人對比強烈的牧師之所以至今令人懷念，乃因他用一生關愛這片土地，為之犧牲、付出的台灣情所換得的。

甘為霖牧師是繼李庥牧師（Hugh Ritchie，1835-1879年）之後，於1871年受英國長老教會差派來台灣的第二位具牧師身分的宣教師。他是英國蘇格蘭格拉斯哥人，1841年4月誕生，年輕時期的求學生活也是在故鄉度過。他先在格拉斯哥完成大學教育，接著在自由神學院攻讀四年神學，之後即在國內展開傳道生涯，並受封立為牧師。

十九世紀，正當英國國勢鼎盛，又是當值西方教會所興起的「宣教大世紀」的熱潮。有著探險家性格的甘牧師在他三十歲時，自願受派成為宣教師。1871年12月10日，他經過艱險的三個月海上航程，安抵打狗港（旗津），再轉往台南。此後，他幾乎把一生的歲月完全奉獻給這塊土地與人民，直到他七十六歲年老體弱時，才不得不告老還鄉，時間長達四十六年。在台時間之長，僅次於巴克禮牧師。

由於長時羈台，加上他勤奮工作，努力寫作，有關他的事蹟實在不易就一篇文章來全部囊括，因此本文僅著重於他的重要事蹟及影響，足以貫穿他的事工。

全方位的宣教家與出死入生的傳道旅程

充滿行動力與熱誠的甘牧師抵台不到一個月，各方面皆仍在適應期時，就由本地信徒陪同，步行前往臨近山區的木柵、柑仔林、崗仔林、拔馬（左鎮）等教會巡視一個星期之久。自此之後，他以台南為根據地，宣教的腳步遍及全台，性喜冒險的甘牧師尤其喜歡到那福音未及之地。最膾炙人口的則是他的中部原住民部落之旅、離島澎湖的宣教和白水溪受難事件。

中部山地宣教與探險之旅

1872年10月14日，甘牧師與德馬太醫生從台灣府出發，由十八名大社及內社之信徒陪同，前往中部山地巡迴教會。他們除了在大社及內社佈道並施洗會眾外，再由當地五十八名壯丁陪同保護下，歷經兩夜的露宿及艱難的翻山越嶺步行後（由台南到此共需步行九天），才來到埔里和愛蘭地區的烏牛欄及牛眠山佈道，並且曾嚐試與尚未開化的「生番」接觸。

半年後，他又再度前往，並看見烏牛欄已有新禮拜堂建立起來，1873年4月27日適逢禮拜日，附近三所教會已聚集了四五○名信徒在大樹下參加盛大的禮拜。此次甘牧師停留了三個禮拜，其間並曾治好了原住民蕪番族大頭目阿力的熱病，因而得以進入更深的山區去訪視原住民。

也就在此次，甘牧師成為第一個歐美人士探勘水社湖（日月潭）者，甘牧師特別把這個籠罩著薄霧的美麗湖泊，取名為「干治士湖」（Lake Candidus），以記念這位於1633-1637年在台灣佈教的首位荷蘭籍宣教師。1873年9月，他又帶領打狗英國領事布洛克（T. L. Bullock）及美國密西根州博物館員史迪爾（J. B. Steere）重遊該湖，並前往埔里東方的生蕃地帶探險。由於當時此地的熟番與生番之間因交易問題引起了爭執，所以毫不知情的三人不只被拒進入，甚且受到六十名蕪番包圍，幸好同行的史迪爾用機智展示純熟的槍法，射穿十二碼外的樹葉與樹幹，嚇退了包圍者，他們才有驚無險地脫困（1875年3月甘牧師曾三度往訪）。

在關心中部平埔社教會與埔里地區宣教之餘，甘牧師更在大社教會援助下，歷經三個月苦鬥（當地人的反對），才於1886年10月31日在彰化縣城西門，租屋創立教會，正式建立據點。而這最後能成功，還有賴一段歷史因緣。原來於1878年在恆春曾因一美國船隻藉船難之事故想要向中國政府要脅，幸賴當時恰在當地旅行而目睹事件經過的甘牧師仗義直言，而使恆春縣令免去被罷黜的命運。如今這位恆春縣令恰好升任彰化縣令，便藉此投桃報李，促使購地建屋案得以圓滿達成。

打開澎湖宣教之門，設立台灣第一個宣教區

甘牧師與高長伯（高俊明牧師之祖父，台灣教會第一批受洗者）於1886年4月，在前往彰化、大社一帶巡迴探訪教會之後，自東石港搭破舊的小型平底帆船前往馬公，經過三天的海上顛簸，才在6月6日晚上抵達馬公。翌晨登岸，即開始在本島及各小島傳教。為了更有效率，他們分開兩處同時傳福音，並且一度在馬公租屋，做為佈教之用。

不過在竭力工作一個月後，甘牧師卻不支病倒，不得不留下高長伯一人繼續孤軍奮鬥。他則搭清政府的小汽船，往廈門就醫，休養十天後，才痊癒返台。而素來身強體健的甘牧師之所以會病倒澎湖，固然是初夏的澎湖已是毒陽燒炙；加上當地不產稻米，甘牧師入境隨俗，每天以當地的主食蕃薯簽飯果腹，其中更有貯存了十八個月發黴又長蟲的臭簽。這也反映出當時澎湖人生活艱困之一般，而甘牧師的不畏環境之惡劣，勇往直前，更令人為之動容。

果然，身體的不適雖中斷了甘牧師繼續親自深入澎湖，不過他的遭遇卻隨著他的報告信，很快地在台灣本島的信徒之間傳開。南部的教會迴響極大，許多人大發熱心，倡議為離島宣教的永久性事工奉獻基金，並趁此鼓吹成立由本地人自辦的「澎湖宣道會」，中部的大社教會也群起響應。百多年來，澎湖成為台灣教會自身的宣教區，事工雖微小，意義卻不凡。由甘牧師鐵打的身體遇上臭蕃薯簽之苦的代價所換來，更值富裕的今日教會玩味。

白水溪遭難，生命交關

雖然甘牧師宣教足跡遍及蠻荒海隅，不過以台南為大本營的他，例行的教會巡訪，到處宣揚福音，仍以嘉南地帶之教會耕耘最久，牧養的程度也最深。除了漢人教會外，山區呈帶狀的平埔社教會也是他的重點，其中則以多災多難的白水溪教會為代表。

白水溪信徒的苦難源自於古稱店仔口之白河的土霸吳志高（吳阿墻）的惡勢力。這位連官府也禮讓三分的地方土霸，仗著協助清政府平亂有功，頂著官賜斗六都司的官銜，將店仔口到關仔嶺之地視同割據的化外之地，壟斷一切政經及宗教利益，作威作福之下，居民噤苦寒蟬，形同俎上肉。

白水溪部落與鄰近的平埔聚落一樣，很早即有居民聽道入信，1874年甘牧師遂於此設教（另外據《教會歷史年譜》記載，則有1872年11月10日及1873年4月15日甘牧師與德醫生巡視白水溪教會之記錄）。由於入信者日眾，加上這些信徒不再捐出當時以碧雲寺、大仙寺為主的異教祭典費用，引起吳志高之不悅，於是其黨羽開始迫害這些信徒，甚至迫使大半意志不堅的信徒背教。自此，吳志高加諸於當地信徒的迫害即時有所聞。

而當吳聞知白水溪建堂之事，反應則更加強烈，用各種方法欲加以阻止，其黨羽燒燬了信徒的茅屋，刺傷村中老婦，並且以教堂之興建破壞其四分之一哩外他小妾之墳墓風水為由，執意拆毀教堂。甘牧師據報，在1875年1月28日黃昏時，從頭社趕到白水溪，召集信徒在拜堂祈禱，安定他們恐慌的心。而就在半夜，吳志高聚集了四十多名下屬，持長槍與火把前來攻擊及搶劫教會。甘牧師在其著作《台灣佈教之成功》及《台灣素描》，皆對此有詳細之描寫：

半夜之後，我為喊聲所驚醒，我的臥室與會堂相連，會堂已經著火。從竹欄做的窗戶望出去，我看見一群凶暴的流氓放火焚燒會堂和我們住所的屋頂。這是吳志高的人又來行凶了。他們手持長刀，黑色的臉，在教堂的火焰中影影幢幢，活像一群魔鬼。

我料想他們不敢攻擊外國人，所以想衝出門去，但是立刻被指向著我的長矛所逐回，在剎那之間，我用手中所抱的棉被保衛自己。不得已退回房間，站在床邊的時候，一支長矛飛將過來，刺到胸口，距心臟只有一吋，另一矛刺中了我的大腿。

此刻房裡已充滿了煙，乾草舖的屋頂也已著火了，會堂全在火焰的包圍中。暴徒們舉著刀矛，等我逃出去。但出乎意料地，他們忽然向右邊退去，因為那時起了風，他們耐不住煙燄的薰炙。

我身上只有睡衣，就跳出門去，爬過了左邊的一個土崗，跌到了坡下的淺水溝中。我一半失了知覺，躺在那裡一兩分鐘的時間，因為寒冷，周身發抖。

—引自董顯光著，《基督教在台灣的發展》一書

甘牧師後來逃到一個山麓，藏匿了一夜。到天亮，一個本地傳道人找到他，給了他一條褲子，同他到嘉義縣，向縣官報案，並請求保護。縣官猶豫了一會兒之後，留他吃飯，並給他衣服，派兵丁護送他回台南。甘牧師損失了一切東西，包括英國格拉斯古教會送給他的一隻錶。後來「兒童基督教會」會長送他一隻新錶，以補償此次的損失。

關於白水溪的受難，甘牧師在其原著中敘述說他在絕望幾欲放棄的當時，哭咽祈禱上帝必與其同在，然後孤注一擲的往外衝出，而霎時的風向轉變，使他免於成為蜂窩。而對於此段驚險過程，當時白水溪的傳道標天才的回憶則有不同的描述：「偕甘牧師住宿白水溪禮拜堂宿舍，時過半夜，突有匪賊群各執武器，放火包圍教會，連喊：『紅毛蕃！今天要你命啦！』是時兩個人都驚慌失措，神不附體。好在甘牧師機智非凡，急將毛氈裹棉被，捲成一團，拋出禮拜堂外，讓罪徒們誤認為甘牧師本人逃出。匪徒們一時群集，向該棉被團爭相下手，以刀槍亂行打砍，二人乘機各自由禮拜堂圍籬的隙縫逃去。」

洪公祠設訓瞽堂，為盲胞開啟心眼

眾所皆知，南台灣的宣教從醫療傳道入手，而在宣教初期也確實有了一些成果。根據1873年的報告，當時南部已有二十二所禮拜堂，成人會員一千六百三十二名，禮拜出席平均人數約三千五百名。不過由於這些信徒多半來自下階層，既貧困又是文盲居多，於是在宣教第二階段，宣教師積極的從本地信徒教育著手。其中1976年台南神學院的前身首先成立；為了培育傳教者預備人才，而有1885年長榮中學、1887年長榮女中陸續創校。而在這些教育事工中，甘為霖牧師眼光獨到地在1891年，設立了台灣第一所盲人學校——訓瞽堂。

引起甘牧師關心盲人其來有自，在那個時代台灣盲人比例很高，甘牧師估計全台有一萬七千人之多。這可能源於衛生條件差引起的砂眼或其他病變、意外，甚至受暴徒傷害，其中又以台南地區為最多（當時盲人比例為百分之一，台南被稱為「世界第一盲人區」）。甘牧師看到這些眼盲卻好手好腳的人，卻只能以乞食或相命，不然就做些簡單的勞力工作度過餘生，心中即想如何幫助他們。

這件心事到了1884年夏天，他在岩前遇到一位前來問道理的盲胞溫旺時，催迫感更加強烈。原來溫旺即是因得罪前述之吳志高，而被其黨羽半路截擊，活生生將其眼珠挖去，溫旺表示至少有上百人遭此毒手，此事震撼了甘牧師的心。

於是甘牧師將之報導給家鄉的眾信徒及好友，其中也包含了最早完成盲人聖經的阿爾斯頓之女兒（同是格拉斯哥人）。另一方面，他開始收集盲人教育的材料，他先是利用廈門音淨凸活字，刊印了《廟祝問答》、《馬太福音》等四本盲人點字書。後來又發現改用布萊爾點字法（The Braille System，1837年由法人所設計），以減少書本的體積及費用。甘牧師心想，透過點字書，必能使這些盲人，尤其是年紀輕者，打開知識之門，並學得謀生的能力。而透過聖經的信息，更可大開他們的心靈之眼。

1887年甘牧師趁例假回國之便，一方面向祖國教會募款約五百英磅，同時積極籌刊盲人用浮凸版書。1889年返台後，即積極進行設校事宜。1891年這所盲校終於誕生了，那是向洪公祠（地點在今台南啟聰學校附近）租用五年所得，取名為「訓瞽堂」，而在盲校的老師則以北斗人林紅最受倚重。

此項盲人教育事工雖然在1897年因洪公祠租約到期而停辦。不過因此時台灣已歸日本統治，於是甘牧師遂藉1896年赴日度假時，特別進謁時任日本教育部長的前台灣總督樺山資紀，促其接辦盲校。於是1897年新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即下令，在台南莊惠院設官立盲校，並起用任教長榮中學之秋山先生為校長。甘牧師的心願到此終於完成。

編著廈門音新字典，啟台人知識之門

在甘牧師留給台灣的諸多遺澤當中，影響最廣、啟迪最眾的，要算是以他具名編著，於1913年發行的《廈門音新字典》，一般俗稱《甘字典》。其中之所以有一個「新」字，乃是為與另一本杜嘉德牧師的巨著《廈門音大字典》區別之故。

這本字典發行後，對當時只有少數懂得漢字的台灣人來說，無疑地使他們的眼界為之一開。藉著易學的白話字，他們可以輕易地學習及查核漢字，使讀書識字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利。更可貴的是，這本字典能跨越時空，至今已超過了八十年，卻仍歷久不衰。教會公報社到今天已發行到第十五版以上，購買者上自學者下至市井小民，可真是台灣出版界的奇蹟。除了台語的聖經、詩之外，《甘字典》做為公報社的鎮社之寶實不為過。我們相信，在台語研究蓬勃的今天，《甘字典》必能再創新的盛況。

《甘字典》如此歷久不彌新，普受歡迎，當然有其貨真價實的原因。除了它開風氣之先外，這本字典引用《康熙字典》編成，字數高達一萬五千字，超過時當時通用之字典五倍多呢！雖然囿於字彙如此之眾，因此內文之解釋只能單行條列，不過卻精簡實用。直到今天，仍有老阿公為其愛孫取名時，慎重的翻閱字典，免得被草率的戶政人員把約翰寫成「育限」，約伯誤成「欲迫」，彼得誤成「比竹」呢！

不過若要稱頌甘牧師這本傳世之作，我們絕不能忽略兩位協助編篡的大功臣：林錦生先生與陳大鑼長老。林錦生於1907年開始協助甘牧師，起先是做文字之收集工作，當進行已達大半時，由於林先生考上台北的醫校，編務不得不中輟。幸好後繼的陳大鑼，英雄出少年，以年僅十七歲之稚齡，毅然扛下重擔，並在兩年之內竟其全功。根據相關記載，甘牧師對漢文之認識實在有限，因此林、陳二人的任務絕不止是打雜幫閒而已。當然這必無損於甘牧師為此字典催生的器識與魄力。

鑽研荷蘭據台史料，著作等身定位台灣

以傳福音領人歸主為職志的甘牧師，在當時有限的宣教人手裡，又要負擔中、南部台灣如此廣大幅員且只靠步行的教會巡迴任務，其工作分量之重不問可知。可是在這種情境中，甘牧師竟然完成了多部至今仍是台灣文化之寶藏的著作，實在令人驚嘆。我們除了相形汗顏之外，實在不得不敬佩他能心無旁騖，並且在強烈的使命感下，與時間競賽，為我們留下珍貴的史料。

細數甘牧師的著作，報刊論著、報導、短論不說，編著成冊的專書就有十數本之多（詳細書目，請參看賴永祥教授所編〈基督教台灣宣教史文獻〉，此文獻見於《長老教會百年史》之附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可算是1889年出版的《台灣宣教之成功》（“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Formosa”）上下二卷，以及1903年出版的《荷蘭治下之台灣》（“Formosa Under the Dutch”）兩部了。

《台灣宣教之成功》上下冊共兩百七十頁，這是一部介紹自荷蘭首開台灣宣教之門後，歷代宣教事工極具分量之英文專著。甘牧師的另一部著作《台灣素描》（“Sketches From Formosa”）與本書有許多重複之處，原因乃《台灣素描》是專為其母國的青年們所認識台灣而寫的。《台灣宣教之成功》以兩百多頁詳述十七世紀荷蘭人在台灣的宣教過程，其餘內容則是甘牧師個人在台灣宣教的自傳式記錄，更不用說它的史料價值之可貴了。

至於《荷蘭治下之台灣》則是甘牧師所編譯蒐集成冊的珍貴荷蘭治台時期的史料。其內容概分三部分，加上卷末附錄。內容主要有：一、台灣總說；二、台灣佈教報告書彙集；三、中國之台灣征服。甘牧師這部著作可以說是台灣荷據時期史料研究中無可替代的資料，這在台灣因主體性長期被忽略，而致史料極有限下，這部著作顯然更加彌足珍貴。

著作等身的甘牧師，在所有來台的宣教師中，除了另一位他的同鄉也是校友、在彰化地區與蘭大衛醫生協力宣教、有多部神學著作的梅監霧牧師堪與比擬外，可以說無人能出其右。這樣一位集歷史家、字典編篡家、成功的宣教家於一身的偉大人物，1915年9月，加拿大多倫多諾克斯神學院（Konx College），頒給了他榮譽神學博士學位，可說是實至名歸。

尤有進者，日本領台初期，甘牧師豐富的台灣史地知識，成為日本官員認識台灣最佳的講師，屢次受邀往台北發表演講，聽講者得付日幣一元，而甘牧師正好把這些錢捐給盲校做經費。為了表彰甘牧師的學術成就與事工，日本政府邀他加入相當於台灣中央研究院的「日本學會」會員，並且兩度以「勳五等雙光旭章」及「勳四等瑞寶章」褒揚他的貢獻，不讓巴克禮牧師專美於前。

值得一提的是，在甘牧師的著作裡，台灣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個體，它的主體性清晰可辨。以今日來看，甘牧師先知性的眼光更值得吾人省思。

孑然一身歸故里，德澤永存福摩莎

甘牧師把一生歲月無怨無悔地奉獻給當時的瘴癘之島，1880年與他結婚的夫人及所生的一男二女，除男孩外，全家都參與了台灣的宣教。除了前述的種種病痛、苦難和迫害之外，由於工作的投入，甘牧師甚至一度患了腦神經衰弱，而不得不赴廈門做療養。

這位把家鄉房產，甚至全部生命貢獻給台灣的宣教師，直到他七十六歲已年老體衰了，才依依不捨地揮別這塊土地。返國前，他甚至孑然一身，連返鄉的旅費都有困難。可是一無所有的他卻欣慰地帶著全台盲人所合資贈送的銀竹筏禮物、日本總督的親自辭別，以及數不盡的感恩與祝福，於1917年2月21日乘日輪蘇州丸離台。四年半後，他安詳地在故鄉別世，時為1921年9月7日，享年八十歲。

甘為霖牧師小檔案
1841年4月 出生於英國蘇格蘭
1871年12月10日 抵達高雄
1872年10月14日 開始進入中部山地宣教
1880年 結婚
1886年4月 前進澎湖宣教
1875年1月28日 在白水溪險遭難
1891年 創辦「訓瞽堂」盲人學校
1913年 完成並發行《廈門音新字典》
1917年2月21日 返鄉
1921年9月7日 安息主懷

留下荷蘭治台歷史、本土著作數本，造福台灣

資料來源：〈新使者〉雜誌第23期，1994年8月